历史四人帮 “国妖”

揭秘：张春桥的悲剧人生

发布于 2022-11-14 02:37:09

来源：永宣论史
“张春桥毕生操持文笔，深研理论。可以说他曾也是党内的理论权威，也因此深受毛泽东看重。他是‘四人帮’的灵魂人物，曾有政治污点，周恩来知道，但表示主席不让说。乘梯子发迹，和林彪暗斗，张春桥在文革中崛起，却随后又以悲剧结尾......”

叛徒？特务？带“污”的出身背景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

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同年8月入党。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

从此，张春桥投入了革命阵营，是出于投机还是诚心呢？

文人“红秀才”，理论水平高，被毛泽东看重

张春桥毕生操持文笔，深研理论。可以说他曾也是党内的理论权威。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天地。

他心高气昂，17岁的时候，就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臧克家》的文章，其矛头的最终却是指向郭沫若的。在他眼里，郭沫若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入低潮时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他先从臧克家的创作谈起，写道：

“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就是一个时常这样做的人。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让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是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1937年，张春桥来到了延安。他辛辣的笔杆和在上海写的文章成为一种资本。

康生第一次看到张春桥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康生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在给中央党校和好几个单位的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时，一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给他当面交了一封信，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生同志，不管现在苏联回来的要员们承认不承认，都得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我希望你能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充分发挥你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作出贡献......”于是，康生记住了张春桥。毛泽东也间接地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两年后，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

建国后，在50年代，张春桥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党内是太少而不是多了。”

1958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的张春桥，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收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让毛泽东真正赏识的开始。

三把梯子发迹，文革登巅峰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不务实，想学毛主席用文字指点江山

张春桥和毛泽东一道，都有文人特性。这也是毛泽东欣赏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对春桥同志的期许是非常高的。还在文革初期的时候，毛发现春桥同志是个人才，就曾经说过，要他注意学习搞经济管理工作，注意跟其他人搞好团结。在九一三之后，毛主席甚至苦心孤诣地为他安排了众多的兼职，党、政、军几个系统都给了他介入的名义，希望他能利用这些合法的身份去学着管理国家，但是张春桥拒绝了。为什么呢？

因为张春桥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人生定位。张春桥是把毛泽东当做偶像的。他有自身所谓的风骨，还被人称为“道德洁癖”。他以为他只需要像毛主席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可以了，具体的事情自然会有人去做。

他清高而傲慢，不喜欢管理具体事务，对于那些管理国家大小事务的能力一概表现得不屑一顾。因为他的偶像兼领袖毛泽东似乎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毛主席做具体工作的能力是同样出众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具有别人所不能具备的洞察力，能够在纷乱的局势中找到方向，为别人指出道路。毛主席的洞察力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来自于书本，更不是理论臆想，他的洞察力来自于他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认识。毛主席在成为领袖之前经历了漫长的锻炼这些能力的过程，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可以说，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后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而张春桥上升的速度太快，他在做具体工作的岗位上得到的历练实在太少，他还没有学会怎样驾驭由都怀着自私自利的观念的官僚们所组成的庞大体系，利用这个体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目标。他以为只有这个腐朽堕落的群体消亡才能换来革命理想的最终实现，而忘记了这个群体不仅可憎，也有它独特的运转逻辑，一个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必须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群体和这个体系的弱点，同样需要学会利用这个体系，与这个群体合作。可以说，离开了这个体系和这个群体的支持，一个人即使怀揣着再伟大的抱负和再高尚的理想，也无能为力。但张春桥似乎一直到死都没有能够明白这一点。

他忘记了他所出身其中的政治漩涡需要的不仅是政治理论，更需要的是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当然还有出众的辨别是非、剖判庶务的能力。

张春桥是“四人帮”的灵魂，当然也是其中水平最高之人，但是连他都有这般局限，其他人自不必说了。

和林彪派系斗，“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但毛泽东只是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要“换马”的趋势非常明显，林彪地位岌岌可危……

林彪派系和张春桥也越来越对立，随后爆发了“三个副词”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林彪派系对张春桥的不满。林彪研究者牛先生对南都记者说，在1970年春天，上海一些老人在座谈会上推举张春桥，简报上报到中央后，一位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将其通过陈伯达转交叶群。叶群为此召集11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开会，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摊派。“叶群说服林彪‘清君侧’：江青不敢动，动姚文元没意义，只有动张春桥。”

吴法宪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距离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还有十天，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与吴法宪系就“三个副词”发生争论。张春桥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吴新潮说，这实际上是张春桥把矛头引向林彪，因为这三个副词是林彪所说。

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做了长篇发言。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此前叶群、陈伯达等人组织起草的讲话稿中，将张春桥批得狗血喷头，但林彪没有按此讲话，甚至于连“张春桥”三字都没有提及。“他讲话中，有大量歌颂毛主席天才的段落，只有几句话不点名批评有那个司令部的人反对讲天才……80%的人没有听懂。”

据吴法宪晚年回忆，他在林彪讲话后听叶群说，林彪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请示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遭到张春桥的反对，他可否针对此在开幕式上讲几句。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但是叶群发现没有点名，很多人没有听懂，开幕式后召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他们继续发言，并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放风点火了一天，大家都知道林彪说的是张春桥，开始要揪斗。”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

陈伯达、吴法宪等人，还开始搜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等人关于“天才”的语录，交会议秘书处打印。吴法宪当时的一句名言，或许很能代表批判张春桥热潮时的一种认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为此到毛泽东处告状。“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据说，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

被捕前想和老婆文静离婚引发的风波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中国的高官集聚之地，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只要人们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与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的张春桥相识。在1943年12月的日军“大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后变节。日本投降后，文静在张春桥的庇护下重新回到组织内，1947年，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婚。随着张春桥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张春桥曾多次私下向文静提出离婚的事情，文静都不同意。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张春桥成为了常委。出于政治考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和文静离婚，得到中央同意。

老婆文静的政治问题一直是张春桥的心病，他进京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上海的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

当然，当他提出要离婚后，文静不同意了。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张春桥通过上海的亲信全程帮助他办离婚之事，无奈文静就留守在上海大本营，张春桥有心无力了。就这样，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离婚梦也随着他的覆灭而从此破灭。

顺便说一下，1998年1月，张春桥保外就医。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不知张春桥那一刻有何感想。

病中的周恩来：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

1973年４月９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另外，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病危中的康生冒死前往（摘氧气瓶、坐救护车）解放军三五医院见同样病危中的周恩来（摘掉氧气瓶），两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神秘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但是在多年后，有人认为最有可能谈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这事。

身陷囹圄，无言的被告席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迎来了末日。他们相继被隔离和逮捕，再接受审判而入狱，最后被官方一锤定音而写进历史。

对于张春桥：

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在法庭上，张春桥一言不发，阴沉着脸，不愿回答任何问题，也不为自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