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迷雾中的唐纳、包玉刚、黄慕兰和陈志皋(作者:卢铭安)

发布于 2024-03-16 11:32:12

历史迷雾中的唐纳、包玉刚 黄慕兰和陈志皋

卢铭安
本章假隐蔽战线的经济学家吴大琨的事例,再聊聊那些不玩枪弹的高级情报人物的往事。他们都与山海里陈家陈巳生、赵朴初和吴大琨有着公开和不为人知的关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后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有《回忆三十年代初期的苏州革命斗争》一文,文中提到在苏州中学同学时期的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该文提到唐纳离开苏中后,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吴大琨)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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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海南昌路110弄上海别墅25号外观。右:二楼亭子间是唐纳与蓝萍当年的爱巢,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文汇报创报人之一徐铸成惊讶地问过唐纳:“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又是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马季良是唐纳的真名。几十年后,徐铸成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猜测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蓝萍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极大可能巧合。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
潘的回答也表示对唐纳娶妻一事不满意,此言第一要务是告知吴不必多问。内行人吴大琨认为唐纳是为了躲避电影名星蓝萍,这只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说法。笔者也不必多加解释,然而就牵涉到唐纳与杜宣和赵丹的前妻叶露茜等人。
当年,吴大琨在昆明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工作时,应美方要求曾介绍杜宣(地下党、原名桂苍凌,中国剧作家、散文家)和华岗,以第三者身份向OSS讲述了美方想知道的情报。
杜宣是1932年入党的老资格知识分子,1943年作为塔斯社驻中国总社副社长罗米里诺斯基的翻译身份避走重庆。不久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前往昆明,创办《群报》并担任总编,随行的有赵丹的前妻叶露茜,在昆明与叶露茜结婚。同年,杜宣陪同两名中印缅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情报人员顺东海沿线秘密考察,冲破了日军层层封锁线,抵达浙西天目山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部。由此可见,这位书生的情报生涯也不简单。当时,吴大琨是知道叶露茜曾是赵丹的妻子,也知道杭州六和塔下集体结婚而名噪一时的轰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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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从左起,叶露茜、赵丹、蓝苹、唐纳、杜小鹃和顾而已;后排左起,金山、沈均儒和欧阳予倩。
1936年4月2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举行,轰动整整个上海滩。参加集体婚礼的有三对新人,他们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唐纳和蓝萍。
婚礼由大导演郑君里任司仪兼摄影,大律师沈钧儒任主婚人。他们选择六和塔,是因为“六和”与“六合”谐音,代表着新人对百年好合的向往。
叶露茜,是上海商业学校的校花,赵丹顶着明星的光环追了一段时间。追到后,赵丹幸福极了,他对外声称:“我成了快乐王子,因为我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
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多久蓝萍就不仅与唐纳分道扬镳,还闹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其中包括导演电影《林则徐》《聂耳》的郑君里,在那个年代被冤死,著名左翼导演顾而已也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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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右:著名戏剧家杜宣
1936年4月叶露茜与赵丹在杭州六和塔下集体结婚。结婚婚后的赵丹与叶露茜十分恩爱。叶露茜第一次怀上孩子时,赵丹正忙于拍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为了尽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叶露茜甘愿舍弃了自己的艺术青春。婚后,叶露茜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长女赵青,另一个是儿子赵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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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与叶露西的女儿赵青
1939年秋天,适逢新疆行政长官盛世才采取亲苏政策,加入救亡演剧队的赵丹告别妻子叶露茜,与他的同伴从重庆出发来到新疆,准备在那里开辟新的戏剧事业。那时的新疆,为大军阀盛世才所把持,因杜重远案,一批有关人士被盛世才逮捕,他哪里容得下像赵丹这等进步人士,于是将他逮捕入狱。叶露茜闻知后急赴新疆营救,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在新疆苦撑四年,几经奔走试图营救未果,于1943年返回重庆。
1943年2月,传说赵丹被盛世才枪杀,叶露茜痛不欲生,并打算以身殉夫。还是在友人的多方劝阻下,考虑到赵丹的两个孩子,叶露茜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随后,叶露茜为了两个孩子的生存,与作家杜宣结婚。
1945年的清明节前后,赵丹突然从新疆逃回了重庆。死里逃生的赵丹得知妻子已改嫁时,试图与叶露茜复合,但叶已经怀孕,只能拒绝赵丹。他没有埋怨她,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
1947年赵丹与黄宗英结婚。赵丹出狱后引出一件人间悲喜剧,夏衍就此创作了名话剧《上海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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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叶露茜与杜宣;右:1937年1月悬挂在卡尔登大戏院中的叶露茜的大幅照片
杜宣是诗人、剧作家,原名桂苍凌,是一个温柔而厚道的男人。杜宣在金山那儿知道了叶露茜母子的事情后,内心非常同情他们,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叶露茜那儿帮忙。1944年,叶露茜带着一双儿女与杜宣在重庆再婚了。婚后杜宣被调往昆明担任《故乡》和《夜光杯》总编辑,叶露茜带着一双儿女跟着丈夫去昆明生活。
杜宣,早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律系。给于他人一个文人的感觉,其实,他的工作不那么简单。他曾打入美国陆空辅助总部担任顾问,期间,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带着两个美国情报人员完成了与新四军接头的绝密任务;日军投降后,他随美军飞往广州、香港,与日军交涉接收战俘事宜。
抗战胜利后,杜宣与叶露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杜宣在港担任南国大酒店的董事长,叶露茜配合丈夫工作,夫妻俩的主要任务是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期间,她参加新中国剧社戏剧活动,曾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筹备成立港九妇女联谊会,并担任主席。1947年2月,由潘汉年介绍叶露西在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担任中共沪港交通员。
当年叶露茜随父母从哈尔滨返沪,四舅韦悫经常串门王看望叶露茜一家,叶露茜也很喜欢带弟弟叶纯子去静安寺愚园路中实新邨的四舅家里玩,和表妹爱莲成为好朋友,才高人正的韦悫对叶家外甥们的学习和成长影响很大。
叶露茜自已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她会成为住在中实新邨44号里那个名为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实为地下党上海局书记的刘晓,和在港的共产党隐蔽战线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的沪港秘密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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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著名教育家韦悫;右:著名作曲、音乐家叶纯子
韦悫,教育家,13岁加入同盟会,留美博士,曾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秘书兼外交部秘书,上海教育局局长,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上海多家大学教授。1922年1月,由苏兆征、邓发等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进入关键时刻,韦悫协助苏兆征到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1926年6月,韦悫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孤岛时期,韦悫是地下党领导的“星二聚餐会”和“复社”的主要参与者,接办《译报》,任总经理;《译报》被封后,在通易信托公司负责人黄定慧任董事长的《每日译报》社,他与陈已生、赵朴初、吴大琨和陈志皋等人是董事,该报编辑部由梅益、王任叔、韦悫等负责;复创办《上海周报》,任总编辑,经常兼写社论短评,还是副刊《语文周刊》的主编。
与此同时,韦悫、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为动员民众起来抵抗侵略,他亲自到难民所去开展普及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工作。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38年,他在地下党创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
1943年,在新四军江淮大学任校长韦悫由陈毅、张云逸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
1926年1月出生的叶纯子在上海接受小学、中学教育,曾在南洋中学、政治保卫学校学习。不久便在叶露茜和杜宣的介绍下渴求进步,参加革命。1946年底,叶纯之赴香港任南国酒店总管,配合姐夫杜宣的工作。翌年,他业余修读由马思聪、李凌等人音乐界进步人士所设立的“中华音乐院”理论作曲专业,1949年该院毕业后,受聘于长城电影公司,担任作曲配乐。
随后,叶纯之先后在多家电影、唱片公司从事编辑、创作工作。被称为“香港三大音乐才子”之一,为一百多部电影配过乐,在没有严肃音乐圈的香港,叶纯之称得上红得发紫的明星。其音乐捧红了费明仪、王若诗等当时一批著名的歌唱家。
无独有偶,叶露茜妹妹叶小梅原来弹的一手好钢琴,也演戏。解放后她突然在上海演艺圈消失。原来经姐夫杜宣介绍,她进京加入位于北京西苑那个从不挂牌的中共中央调查部。
1980年代,在北京赵丹追悼会上,从上海赶来开会的演员夏天见到叶小梅大吃一惊,说:“天啊,小梅,几十年没见了!你去了哪里啊?在哪工作?” 叶小梅矜持了下,微笑道:“呵呵,是啊!几十年没见了!哎呀,真是的,几十年没见了。可不是么!呵呵呵!”这呵呵让专演反派角色的“老特务”夏天也只能大叹呵呵。
叶小纲从小受到父亲熏陶,也成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在他涉及其父母亲二次去香港作革命工作时的回忆文章里,提到其父亲叶纯之是受杜宣、叶露茜影响走上革命道路,还涉及了与其父亲同样是担任警卫的包玉刚:“父亲在香港什么都干,没人知道他到底属于左中右哪一方:音乐家、摄影杂志主编、华南酒店总管等,他什么都会,格斗也是行家。有次父亲的上级华克之、卢绪章、石志昂和舒自清四人开会,父亲是警卫,当时一名衣着鲜亮的妇女直奔会议地点,被父亲与另外一名警卫拦住,闹僵起来。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来者是华克之夫人。另一位警卫是谁?打听后大吃一惊:是包玉刚!难怪后来他赚大陆那么多银子,原来早就是自己人。”一一来自叶小钢的《母亲的容颜》一文。文中的华克之、卢绪章、石志昂和舒自清都是当年中共情报和财经专业高级特工,而包玉刚竟然是他们的警卫,真让人跌破眼镜。当年叶小纲的父亲叶纯之是香港文质彬彬的知名音乐家,竞然深藏格斗技能,而另一位警卫是年轻的包玉刚,平时脚蹬香槟皮鞋,西装革履,笔挺潇洒,会不会是擒拿高手?至少会二手。笔者只能会心一笑,扑进杂乱无章,较单一的资料中寻找答案。
1980年3月,北京六机部以部长柴树藩名义邀请包来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的附件中说:“1978年包应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接见了他。
柴树潘的回忆,道出了三个“特别”,一是包玉刚受到隆重的接待,二是会见包的人不少,三是最重要的,最特别的是他们都战火纷飞年代的中共隐秘战线上的高层领导者。尤其是孔原,是周恩来的助手,中央调查部第二任部长,他会见包玉刚确实耐人寻味,回想当年国共联合抗日时,他被卢绪章安排(隐藏)于重庆的广大华行,亲临现场指导广大华行开展工作,而包玉刚是广大华行的可靠的长期伙伴,孔原与包玉刚以往是否见过面,不得而知,合理推测至少孔原是了解包玉刚的,不然他参与接见船王就显得不合适宜。总而言之,老友见老友,无枸无束,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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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
无巧不成书,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附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犹如当年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接见船王包王刚。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让众人跌破眼镜。
上海老年人都知道唐纳是一个风流才子,而熟知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位高权重,负责中央军委情报工作,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是特殊战线的一名老兵。
依照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加之其所做的功献,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也是理所当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纳是和田汉、欧阳予倩齐名的影视剧界“三大笔”,也被鲁迅赞誉的“进步文化的保护神”。人们形容唐纳的影评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
武汉沦陷后,唐纳由《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推荐进入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不久后又成为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的中文教师及助理,随同卡尔大使多次往返于上海与重庆间,唐纳曾用名马耀华。他协助上海《文汇报》挫败了被日伪方面收购的企图。期间,并为其圣约翰大学校友孔令侃(孔祥熙长子)领导的爱国组织“南尖社”输送情报,唐纳与孔交谊很深,所以在中央信讬局任职的孔令侃通过唐纳曾探取英日勾结的重要情报,并交给蒋介石,蒋持这一正确情报面斥英大使后,唐纳被英使馆解雇、中信局驻港机构也被港英政府勒令解散。此情报对国民党抗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和唐纳既是同事,又是密友,徐曾着笔述唐纳曾护送地下党高级干部华岗,从香港路经上海去根据地,徐突然在上海见到唐纳,本人立马“愕然良久”,因为前一年(1947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大家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与此同时,唐纳又给了徐赴香港联络潘汉年和华克之的方法。由此可见,唐纳是靠得住的高级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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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潘汉年;右:唐纳
在香港的老报人徐铸成通过唐纳的介绍,认识了潘汉年,夏衍和张建良(华克之)等地下党领导人。他的回忆还透露唐納是潘汉年系統的人;潘汉年、張建良和唐納是結拜兄弟,潘是老大,張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而袁牧之、鄭君里、唐纳和趙丹志同道合也义结金兰,唐纳排行为三,熟悉他们的友人就称唐纳为三郎。
1948年底,唐纳果按其预定计划赴美追求女记者陈润琼,后又追到巴黎,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
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1952年12月23日,唐纳与陈润琼结婚,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唐纳改名为绍章,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京华饭店”,再在巴黎的高级住宅区默默地自营一家“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陈润琼不仅善解人意,而且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是唐纳名副其实的“贤内助”。1979年唐纳退休后,饭店便交由陈润琼全权经营管理。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放个马后炮,假如唐纳也是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大陆,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杨事件”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即使避过初一,也逃不过十五那样的十年浩刧,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与义兄潘和张相比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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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婚酒席上的唐纳与陈润琼,很有夫妻相
1978年岁末,去国数十年的唐纳(马季良)携妻子陈润琼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唐纳夫妇此行没有公开露面,除了唐纳单独上京见叶剑英等人外,对于个别当年好友,有关部门还是安排唐纳与他们见面,杜宣、叶露茜夫妇即是其中之一。后来杜宣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季良(唐纳)和叶露茜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他过去一直托她办过事,这次他又重托露茜为他寻找他过去出版过的《中国万岁》《陈圆圆》《生路》三部多幕剧剧本。露茜到处奔走,居然将他三部剧本都找齐了。为此,季良感到十分兴奋。此次季良夫人又将这三本书带回来了,我看到季良在书的扉页上为他女儿忆华,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我没有什么产业留给你,即使有一点,也希望你献给祖国。唯一在目前留给你的,是最近由好友所找到的我所创作的三个剧本,虽然都是过了时的,而且很不成熟,但你可以从中认识和了解我对祖国人民一贯的忠贞和热爱。一一给爱女忆华留念。
杜宣所指“此次季良夫人又将这三本书带回来了”,“此次”系指马季良的第二次回国之行。那是1985年9月,此行由国家安全部安排,马季良再度回到国内,此次妻子女儿与他同行。然而令人扼腕的是,1988年8月23日,马季良因肺癌在巴黎不幸病逝。他弥留之际留给爱女忆华遗嘱中的一句话,很可以概括他的一生,那句话是:要热爱祖国!
唐纳见叶剑英后,回上海与夫人陈润琼同住在东湖招待所,唐纳在上海电影界、新闻界朋友众多,但他只与夏其言(唐纳挚友)、赵丹黄宗英夫妇、郑君里夫人黄晨等亲友见面,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君里更惨!在黄晨的陪同之下,唐纳和夫人前往郑君里墓,虔诚地献上鲜花。
1980年6月中下旬,吴祖光赴巴黎访问,曾与唐纳相逢,唐纳犹不胜感慨地叹道:“如果我不跟蓝苹结婚,你们这些老朋友也不会受据笔者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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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囯时的唐纳右一,好友司徒慧敏右三,吴祖光右四。据山海里陈家所知,唐纳应吴祖光所请,把吴祖光之子带去法国
1985年9月,唐纳与妻女由国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国探亲,并最后一次游览苏州祖宅。这次回国时与吴祖光、司徒慧敏和黄宗江(黄宗英之兄)等老友北京会面。据黄宗江回忆:
80年代中,唐纳一次回国,“相约在北京饭店聚会,笑语欢声中大家也惋惜缺少了赵丹、郑君里,他们已经冤死不在人间,蓝苹就成为必然话题。酒过三巡之后,黄宗江这开玩笑的天才,突然站起来,指着唐纳笑骂:‘都因为你唐纳是罪魁祸首,要是那时候,你能留住她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不至于遭难受罪了!'大家哈哈大笑,都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地附和 ”果如我戏言,中国的现代史会有所改写吗?其必然性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偶然呢?儿女事会怎样地波及政治呢?笑谈,充满了悲剧性的笑谈!试观沧桑。世无永世;惟人生一世,当做好人!好男好女!
久后,黄宗江在其杂文中写道:
多少年后,唐纳逝世周年,唐纳夫人自巴黎来华访问唐纳故旧。虽是初见,便令人感到是位端庄贤淑、善解人意的好女子。我一下子就向她坦陈了当年月下我那一侧目并一闪念,以证唐纳在儿女情上可是个好男儿。极为了解唐纳的夫人首肯我说。后来我又偶向吴祖光说及此一轶事。祖光笑了一下说:唐纳有一次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他已和小姐抱了,再怎么办呢?谁能料到十里洋场、剧场、情场孵出来的三郎唐纳,会是这样一个情窦未开的鲁男子呢?鲁男子怎么曾陷入那么可怕的女祸呢?或惟鲁男子当陷!抗日一过,各走四方,便和唐纳少见、未见。解放前夕也约略知晓他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解放后却寄居巴黎未归。只是一次在小妹家里,听赵丹用上海话笑骂:“我讲唐纳这怎么还不回来?司徒(慧敏)对我说,不可骂唐纳,唐纳是好人,自己人。”我也就明白了。
黄宗江的“我也就明白了”,最有说服力证实唐纳是何许人也。再说司徒慧敏明明白白肯定(唐纳)是自己人,更确定政治上唐纳是与司徒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黄宗江知道司徒在以前是地下党,但不会知道司徒慧敏一段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趣事:
正当周恩来派出的舒自清为广大华行在美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商业班底,准备投资办厂,去跟美国公司竞争时,有个中国人,暗暗地盯上舒自清,他就是受党指示在美学习电影技术的新中国的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电影导演,在美国的中共支部领导人司徒慧敏(其父司徒美堂,中国洪门致公堂创世人),司徒曾向组织汇报,说舒自清是四大家族的忠实走狗。解放初期,他在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家里碰见了舒自清,十分惊愕,刘少文为他们介绍说:“司徒,这就是你向我报告的四大家族的人啊!”在座的同志都哈哈大笑,司徒慧敏这才知道舒自清也是自己人。当时为了保密,舒自清不与其他地下党发生横的联系。
晚年,唐纳自称打算写回忆录,并拜托夏其言、徐铸成、任嘉尧和叶露茜等友人帮他寻找历史资料。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终年74岁。
1989年8月23日,唐纳(马季良)先生去世一周年追思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众多生前亲人好友参加,并由秦怡担任司仪。1993年,唐纳夫人陈润琼经亲友协助,整理出版了《马季良(唐纳)文集》。其中有篇叶露茜的《思念唐纳》。
2013年夏,陈润琼逝世,与唐纳合葬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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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2012年出版的《黄慕兰自传》,右:百岁老人黄慕兰手捧自传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湖南,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除了毛泽东,人们往往会还会想起更多的湖南名人: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但有位女性除了她的美,更因为她的传奇不可复制。
2017年一月十四日和二月七日,有两位长者相继辞世。一位是1906年出生的周有光先生,一位是1907年出生的黄慕兰女士。他们都是当今世界最年长的著作家。周有光著作等身,早已中外闻名。黄慕兰只有一部自传传世,也称得上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
中共特科元勋陈赓大将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陈赓所说的“慕兰”,就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黄慕兰。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父亲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的儿子等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黄慕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
黄慕兰天生丽质,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
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几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作品。大革命时期,黄慕兰曾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她与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不仅有过工作交往,而且“彼此间相知之深,已不拘言笑”。据说,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还穿着离日时钱瘦铁的西服,黄慕兰看到郭的衣服很不合身,就请裁缝为他做了西服。她得知郭的钢笔弄丢了,立即为郭买了一支派克笔。郭沫若仅在1937年10月间,就连续为黄慕兰两幅画作题诗,写下了《近作两首——黄定慧所作〈山居图〉》和《题黄定慧所作〈山涧独钓图〉》。由此,不难看出,郭黄二人熟稔程度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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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革命时期的黄慕兰,右:上世纪30代时的黄慕兰
茅盾写《蚀》也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盾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言外之意是否终生不嫁人,岂非对男性的不公。黄马上反唇相讥: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几十年后,作家茅盾还在文中提到自己住处的街对角,住着黄慕兰等三位最能干和漂亮的女干部。黄慕兰忙个没完,她懒得去看的情书也塞满了抽屉。与中共同龄的茅盾也是为黄慕兰平反的主要牵头人之一。
从1926年独闯武汉,在汉口开展妇女运动起,黄慕兰就已经小有名气了。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与23岁的宛希俨结成伉俪。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宛希俨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被称为“无冕之王”,聪明强干的黄慕兰则被戏称“皇后”。担任《民国日报》主笔的茅盾回忆说:“她长得也漂亮、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是位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1926年冬,郭沫若随北伐军东征,他每隔几天就给黄慕兰拍来电报,就像平安家书一样,令慕兰感动不已。1927年1月初,慕兰拟赴苏学习,不料船到上海后,她又因故折回武汉。3月8日,由董必武主持黄慕兰与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的婚礼。黄慕兰在晚年回忆当年的这段恋情时,她谈笑风生、豁达明净:“那可真是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反封建的旗帜特别鲜明,我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江西瑞金,黄慕兰是少数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员。1931年1月,经陈赓提名、周恩来批准她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上海被捕,组织上马上展开营救计划,这就有了黄慕兰与陈志皋参与营救、其后俩人相爱结婚,以及脱党,而后为党仍然工作的褒贬不一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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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陈志皋,右:孙晓村

在一大串质疑《黄慕兰自传》中,孙晓村是个关健人物,是他介绍黄慕兰与陈志皋认识,之后就有了一联串的发展,只有孙晓村作为当时人的回忆,其内容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
“我通过陈志皋的关系,每得到法租界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的消息,就请陈家父子帮助,不使被移交,设法关一些时候过了风头能放出来。有时要经过法律手续,出面打官司,陈介卿、陈志皋也出力保释。这样营救了不少在法租界被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这段文字回忆,清楚地表明陈家父子在不认识黄慕兰时就帮助营救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注意“不少”二字,这对于二位资深律师的才和职业敏感,他们至少知道其中有共产党员。
孙晓村下述一段回忆更有意思:
“...并且陈家有姨太太,很有规矩。因此派的人要懂封建礼教,会交际,要能够与这个家庭打交道的,否则派个革命气很强的人就不合适。张根生讲:你放心,我一定找来。过了几天,他陪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到陈家来,叫黄淑兰(真名黄慕兰),很漂亮,湖南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着入时,很会打扮,为人很热情,也很会讲话。我介绍她认识陈志皋,再陪见陈的全家。陈志皋和两个弟弟陈寅谷、陈石君,三兄弟都表示欢迎。黄淑兰与陈父母也很谈得来,黄还写一手好毛笔字,能做诗填词。在很短时间,她与陈家就和我一样熟了,真是很难得的。以后的营救工作就主要由黄淑兰接替联系了。她还要求参加了《世界与中国》杂志的工作,也是创办人之一。”
此段文字的背景是组织为了营救关向应,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专派曾担任中央机要交通员的黄慕兰,担任他人无法承担的任务,不然与陈的全家已相当熟的孙晓村就可承担救关的任务,聪明的人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只有黄慕兰是最隹人选。
关于黄慕兰的脱党和党龄,孙晓村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自然合理地作了解释:
“1932年我在杭州,到魏颂唐私人办的地政讲习所教统计学等课,并兼训导主任。陈志皋在上海直接与互济会有关的人联系,帮助做些营救工作。他时常来杭州,我发现他与黄定慧恋爱了。我在离开上海时,已提醒黄定慧只做工作,不要与陈志皋谈恋爱。我反对他们恋爱,因为黄定慧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意。但由于陈志皋不顾一切做营救工作,两人情投意合。陈介卿在春天病故,陈志皋守丧之后,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此后我继续教书,就没有再参加营救工作,他们也就做得很少了。”
孙晓村,早在“四一二政变”后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在北京大学支部下的一个小组活动。上世纪30年代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周康文,组织了一个党外进步人士的学习小组,成员共有十人:周康文、陈志皋、曹亮、孙晓村、吴羹梅、陈高佣、李南香、戴望舒、梁园东、武振东,其中陈志皋的年龄最小。孙晓村有“七君子事件”之外的第八君子之称,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说黄慕兰“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此后我继续教书,就没有再参加营救工作,他们也就做得很少了。”一一黄脱党是在1935年,在纸面上却是1933年脱党,过往的历史,时间的差异是正常之事,
其实,在1927年,陈志皋没有认识黄慕兰之前,就与其父亲营救进步学生。当时陈志皋的同学戴望舒、杜衡被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密,被关押在嵩山路巡捕房,接到戴舒望求救的小字条后,立即告诉他父亲。陈志皋的父亲是陈其寿是清朝二品大员,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可谓一言九鼎,很开明的陈志皋父亲便打电话给嵩山路巡捕房长官,说戴朝(望舒)和戴克崇(杜衡)是他儿子的朋友和同学,不是共产党,他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担保。他的担保起了作用,巡捕给他们二人办了保释手续,又要了两碗白鸡面给他们吃。
过了几天,就是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震旦大学校内国民党右派学生也气焰嚣张,在校内外张贴反共标语,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戴舒望他们觉得不能在上海住下去 ,避居于松江好友施蛰存家中。
1928年,被陈志皋救下的戴望舒与施蛰存、刘呐鸥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989弄(海宁路口)公益坊16号开办水沫书店,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至今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在认识陈志皋和做了陈介卿干女儿后,陈志皋托人、请客,四处奔走,虽然他看中黄慕兰的美貌、气质和能力,但黄慕兰是个经革命锻炼多年的女子,谈吐典雅,举止优美,一见之下,陈志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黄小姐亲戚有难,我必鼎力相助。”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报酬。关向应于1931年4月在上海被捕,7月被营救出狱,前往湘鄂边苏区,1937年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开辟了晋绥根据地。1946年7月21日病逝于延安。据说关向应在病逝前还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一定要善待她。”
营救关向应的6月间,黄、陈俩人巧获向忠发叛变消息,及时通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在纪念周恩来誕生100周年的12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幕:周恩来边整理衣箱,边对邓颖超说:“黄慕兰来电话说,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作为文献片以对黄慕兰促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转移之大作用,一槌定音了。
1932至1935年,俩人又为周恩来办理“巴和律师代周少山启事”见报辟谣工作,并多次参与营救被捕的地下党重要同志,这些营救工作都来自上面的指示,具体是谁通知黄慕兰,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连黃慕兰都搞不清,被救的人应当清楚。
1935年5月,黄慕兰嫁给陈志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由蔡元培、沈钧儒证婚,介绍人柳亚子。这一结合,从此黄慕兰的生涯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1950年后,她做了二次牢,多年以后,人们对她的这次婚姻仍众说纷纭:敌人说这是“共产党人的美人计”,党内有人说黄慕兰“贪图享受去做阔太太了”。黄慕兰对此倒是心怀坦荡,无怨无悔,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访问中,她说:“我这是为了革命牺牲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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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有“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之称的沈钧儒避难香港。右:黄慕兰陈志皋夫妇留影上海愚园路1136弄31号
必需说到沈钧儒,他扮演着明暗特殊角色。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国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律师、教育家。当年,沈钧儒是六和塔下三对明星结婚的主婚人,其中唐纳是吴大琨的恰同少年好友,1945年吴大琨受华岗同志指派,乘美军飞机从昆明飞往重庆,向沈钧儒汇报东南工作,工作内容应是美军在华的情况;而陈志皋又是沈钧儒的弟子和表亲,串起来,似乎在不同时期的沈钧儒是这三人的上线。
1933年5月17日,在沈钧儒的推动下,上海律师公会执监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陈志皋律师起草、沈钧儒修正的《冤狱赔偿法草案》。并在1935年5月5日于苏州成立“全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陈志皋是该委员会委员。在正式启动了冤狱赔偿运动后,沈、陈师生俩人推动通过立法来保护被羁押者的人权,因此让没有口供的政治犯更容易被保释。他们曾通过集体到岳飞墓致祭,抨击“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凭借有利于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冤狱赔偿法草案》,黄陈夫妇俩配合默契,在营救政治犯作出相当有益的功献。
1947年11月下旬,受到特务监视的沈钧儒应邀参加陈志皋某日晚举行庆贺结婚周年的宴会,出席者有众多的民主人士,也邀请了不少国民党的要员。当宴会进行到酒酣耳热,大家都在兴奋地跳舞,大约晚上九点钟光景,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沈钧儒在黄慕兰的配合下,避开监视人悄悄离开了上海愚园路1136弄31号陈府,直接登上了提前买好船票登上去香港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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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皋与黄慕兰(黄定慧)的婚礼照片
从1935年到1949年,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慈善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舞台,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圈,上海的顶尖人士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
1935年,上海通易公司面临破产,在调停复业过程中。有人指示黄慕兰趁此机会打入金融界。黄慕兰找债权人调停,施展其令人信服的灵活手段,最终使通易公司复业,并当选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借这个平台,她加入了银行俱乐部,在银钱业联谊会任副主任委员。为地下党设立了文件保险箱,为中共周转资金。
1936年的“七君子案”,陈志皋是中共与宋庆龄、救国会组织的由二十一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他为营救七君子四处奔走呼号。黄慕兰到北京请章士钊响应营救,章以个人名义上书蒋介石,通电全国律师协会。“七七”事变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上海成立妇慰会,黄慕兰是何香凝对内对外的全权代表。她曾由廖梦醒陪同,代表何香凝向杜月笙募捐两千元大洋;到黄金荣的生日宴上募捐八千元大洋。受潘汉年委托迎接郭沫若安全回国。
1937年到1939年,黄慕兰在上海担任十几个抗日救国团体的常务理事。陈志皋请天主教神父饶家驹出面,组织国际救济会,救济会会址设在八仙桥青年会、饶神父是主任委员。常住会办公的是秘书长欧永康(杏花楼酒家小老板),和几位负责庶务、财务工作人员。马斯南路难民所属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归天主教负责。1938年又办起国际救济会第二难民所,规模比一所稍大,归救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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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生产杯”足球赛。图为双方队员合影。前排中立者为黄慕兰
在饶家驹创办的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内就有中共的支部,主要成员有陈方舟、沈涛、魏瑞英、潘达(大成)等。饶家驹为收容所主任,陈志皋为副主任,黄慕兰为总干事,姚潜修、潘达为副总干事。其中,潘达是震旦大学的学生,也是饶家驹的学生,精通法语,与饶家驹精诚合作。因经费困难和物资奇缺,安全区从1938年起疏散难民。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部分青年难民投奔新四军。撤离时,饶家驹要求谨慎从事,不在码头开欢送会。上海难民中,有1200余名青年被输送到皖南新四军,2000余人被输送到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从而大大增强了新四军的力量。
当时的上海国际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以及由以及由董浩云、赵朴初、陈淼生、陈巳生、张菊生、宁思宏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的工华难童收养所(上海幼幼教养院)、净业孤儿教养院(上海少年村)、上海福幼孤儿院都是兄弟院校,学生、教师都是互通,比如地下党员潘达(大为)既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副总干事,又是幼幼教养院的主任。幼幼孤儿教养院的理事董斌(中共),也是上海福幼孤儿院的副院长。总而言之,近60个收容所成为了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黄慕兰利用该难民收容所为中共开辟地下交通线,让中共领导人冯雪峰等凭借国际难民所发的难民通行证顺利进出上海。给地下党和左翼人士进出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带来方便。
在救难民、办慈善事业中,不仅黄慕兰与青年会陈巳生和佛教界赵朴初默切配合,在孤岛时期的仨人共同参与多项抗日救国运动,也结下战友的友谊。
1937年底,身为“名媛”黄慕兰夫妇开始与胡愈之、胡詠骐、陈淼生、陈巳生、赵朴初等爱国人士参加“星二聚餐会”和“复社”,任“星二聚餐会”召集人之一,参与谋划各类反日活动,参与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论持久战》单行本、《每日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
当时,她兼职甚多。杜月笙系统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和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流亡学生补习学校,多请她做校董;许广平任校长的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特工培训机构),黄慕兰负责经济支持;基督教女青年会进行抗日劝募,也请她作报告;1938年1月21日由胡詠骐、陈巳生、赵朴初、许广平、吴耀宗、黄定慧等人投资创建的《每日译报》(TheNewDigest)正式出版发行。黄出任《每日译报》董事长,兼卫国出版公司董事长。
各种政治光环不断叠加,造成她日后一再被怀疑和审查,保密纪律让黄慕兰难以出面澄清误,甚至,一些不明真相和嫉妒她美貌的人,说她出风头,是“国民党政治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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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杨在1938年上海出版的《文献》杂志第2期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为题,发表了这个讲话的记录稿。
1938年10月,黄幕兰为《文献》月刊题写刊名,阿英(钱杏邨,中国安徽芜湖人,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主编,风雨书屋出版,它是直接由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领导的,用资料转载的形式,发表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关于抗战的言论和著述,对沦陷区人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由黄、陈两人出面,召开了一次发起人会议,议定《文献》分类汇编有关抗战资料,并建立发行机构“风雨书屋”,设一个对外经理,由《译报》的金学成兼任。《文献》编辑部和“风雨书屋”对外不挂牌子,隐藏在北京路河南路交岔的十字路口通易信托公司的二楼,进出都用另外的楼梯。地下党领导冯雪峰经常利用“风雨书屋”与文艺界的朋友进行交流。
当时,不少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的保险箱中;很多进步社会运动都得到黄慕兰出面办妥的无限透支户头的资助。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他的丈夫陈志臯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每日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此报纸事实上全由共产党员编辑,其主编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汉译第一人梅益)。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
《文献》刊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了黄镇的长征画作《西行漫画》;编辑《瞿秋白文集》(一九四九年后出版);保存整理《方志敏日记》资料;购置运送毛主席亲笔来函选定的古文书籍,包括《孙子兵法》连同《论持久战》一同经重庆运到延安等。据说来函称呼她小黄。
由于《文献》杂志和《华美晨报》坚持抗日反汪的宣传,在国内外华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日军和汪伪的注意和憎恨。日军一再通过工部局阻止《华美晨报》的发行。汪伪特务机关还组织暴徒袭击《华美晨报》报社。《华美晨报》收到了一只水果箱,其中装有一只新砍下来的血淋淋的手和一封恐吓信,信的大意是:金学成,你们再写抗日反汪文章,都会有这种下场!1939年夏,日军会同工部局巡捕房搜查了金学成的家,金学成被捕,《文献》杂志被查封,《华美晨报》也被迫停刊。出狱后,金学成用公开职业掩护身份,继续从事抗日运动。
在《文献》编辑部被日伪特务破坏之后,刘少文和黄慕兰接到命令转战香港。此时,她的丈夫陈志皋已经在国民政府的中央赈济委员会,主管福建和广东的赈济工作。另一方面,夫妇俩受指示,多次入香港,参与帮助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撤出香港,接应两千多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田汉、夏衍、金山以及孙科之生母等大批社会贤达回到陪都重庆,撤离行程万里,茅盾称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营救”。
按续篇:“下关惨案”山海里陈已生和陈震中,除了她的美更因为她的传奇不可复制
参考资料:

黄宗江的《读人笔记》

中共最美特工的四次婚姻《文汇读书周报》黄慕兰

笔者的《南船北归:沪港航运界百年风云》一书,2024年4月底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卢铭安落笔于悉尼

鸣谢:卢铭安先生赐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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