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下一个十年走向何方与落在何处？

来源：数治通鉴 作者：徐苏涛

基本形成“以高水平发育带动高效能循环，以高效能循环带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发展态势，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升级版，支撑我国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

1 发育过程与发展逻辑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先后历经了港口贸易带动出口加工、外向经济带动临港产业、国际贸易带动中国制造、一带一路带动开放创新、数字经济带动内外循环的发展阶段。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条件下，这些地区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承载国家战略转变，以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经济运行模式完成特定的重要历史任务，并在一定的主要进步力量支撑下带动相应产业发展，构成了基本的发育过程。

1.1 港口贸易带动出口加工

在此发展阶段（1978-1992年），从国际产业转移背景来看，伴随贸易全球化，发达国家利用后发地区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加快将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新兴市场；从国内发展导向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率先实施沿海城市开放政策，加快从农业现代化走向工业现代化。

在此背景下，我国率先发展起来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往往都是通过以出口加工、三来一补、贴牌代工为代表的价值链贸易，以及引进外资、合资企业、开发园区等组织模式，将中国的资源、特色产品及商品等输送到国外，与全球经济加深联系，逐步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

在此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国内以矿产及初加工材料出口为主，材料经国外深加工后连同高端零部件进口，国内进行一般零部件加工配套以及产品制造后实现产品出口，形成“出口-进口-再出口”的“Z”型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

在此种以价值链贸易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循环与发展模式下，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环节，在全球财富分配上主要受发达国家“剪刀差”影响较大。

在此条件下，更多的是带动了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如以服装纺织、木材建材、食品饮料以及其他轻工业等为代表的都市产业，以煤炭、能源等为代表的能源产业；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创业源头，它们伴随从农村到城市改革释放了生产力，乡镇经济在此阶段孕育。

1.2 外向经济带动临港产业

在此发展阶段（1992年-2001年），从国际产业转移来看，伴随制造业全球化，发达国家加速产业梯度布局，加快将资金密集型产业、环污能耗型产业转移新兴市场；从国内战略导向来看，我国自市场化改革后，加速国际大循环，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县域经济，加速从轻工业走向重工业。

在此背景下，我国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往往都是借助“承接产业转移，货物贸易崛起”， 承接重化工产业等，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经验、产能，逐步生成进口大宗商品、出口小宗商品的中国制造，全面加速“市场换技术”。

在此过程中，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并形成出口导向、临港布局的产业发展模式成为新兴市场与经济体的重要选择。伴随我国加工制造业不断发展，国内规模化水平不断提升，材料深加工环节向国内转移，除部分高档零部件仍需进口外，从矿产及原材料加工、材料深加工到一般零部件制造、产品制造环节均在国内市场实现，形成“L”型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

在此种以货物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循环与发展模式下，形成“中间在内、两头在外”发展模式，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环节，但产业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

在此条件下，更多的是带动了临港产业的发展，如以石化、钢铁、汽配、能源等为代表的临港产业，以港航服务、贸易物流等代表的临港服务业；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市场化民营经济发展根基，它们伴随市场化改革，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自此以后获得长足发展。

1.3 国际贸易带动中国制造

在此发展阶段（2001-2008年），从国际产业转移来看，伴随服务业全球化，发达国家将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新兴市场转移，使得服务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重点；从国内战略导向来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基本形成“中间在内、两头在外”外向型工业发展模式，加快从制造弱国走向制造大国。

背景下，我国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往往都借助“中国制造主导，服务贸易崛起”，通过进一步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资源，在贸易部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从外贸、外资、外经“老三外”逐步到外包、外展、外服“新三外”，最终将中国制造输送到全球。

在此过程中，我国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高档零部件加工等环节也转向国内，通过贸易部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制造部门，通过进口贸易将大宗资源等分销到国内出口加工型企业，后再通过出口贸易将“中国制造”商品输出到国际市场，全面形成外向型工业经济“C”型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

在此种经济循环与发展模式下，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逐步沿着国际产业价值链不断攀升，产业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整体上缺乏产业主导权、新兴产业战略制高点。

在此条件下，更多的是带动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如光机电、消费电子等先进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外包等高技术服务业，国际贸易、商贸流通、文旅创生产性服务业等；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入世”后在外需的带动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成为重要发展动力。

1.4 一带一路带动开放创新

在此发展阶段（2012-2018年），从国际产业转移来看，伴随创新全球化，创新资源在全球加速流动和资源配置，人才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新兴市场；从国内战略导向来看，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加快布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围绕国际产业价值链跃升，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中国再造、中国创造。

在此背景下，我国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往往，都在“全球资源配置，服务贸易崛起”条件下，通过人才引进、跨国并购、绿地投资、跨境电商、跨境经济、自由贸易、国际科技合作等等经济活动形式，从产品输出、产能输出走向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加快从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迈向中高端。

在此过程中，逐步从“引进来”内向国际化到“引进来、走出去、走下去、走上来、走（拿）回来”双向开放，从“以产定销”的生产决定消费到“以销定产”的消费决定生产，从商品输出到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模式输出、文化输出，从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到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从大小宗商品流转到创新资源全球配置，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形成开放式协同创新的“O”型发展模式。

在此条件下，更多的是带动了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开放型创新经济运行体制，此后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高技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崛起。

1.5 数字经济带动内外循环

在此发展阶段，从国际产业转移来看，伴随再全球化，发达国家进一步再工业化并全面加速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大规模产业转移不在；从国内战略导向来看，步入双循环新格局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从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走向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从数字中国走向中国世纪。

在此背景下，我国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往往将在“数字贸易主导，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以在人才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交易平台、供应链金融、产业数字化等带动下掌握产业主导权，立足从产品输出、产能输出到走向资本输出、技术输出，进而走向模式输出、文化输出，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到高端，最终从游戏规则接受者到主导者。

在此过程中，不仅强调双向的开放，还强调只有提升生产效率才能降低外需依赖、只有转变产业发展结构才能转变贸易结构、只有转变经济形态才能转变贸易方式。

不仅仅是从C字型的外向型工业经济走向O字型，还要彻底从价值链贸易走向数字促进贸易，以数字科技带动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形成泛O型的经济循环与发展模式。

在此条件下，更多的是推动数字化新经济的发展，如数字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空天科技、海洋科技等产业等；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全球化数字经济游戏规则，伴随数字化发展，以数字科技、数字贸易等为代表数字经济崛起。

2 发育方向与发展路径

在构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阶段，在外部需求带动下，以招商引资、价值链贸易、出口加工、低成本制造为特征“简单粗暴”地服务外循环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在系统性创新打破结构性矛盾，转而实现以内循环内力带动外循环张力。

2.1 简单粗暴服务外循环难以为继

纵观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完整发育”往往体现在如下路径：

自1978年改革开放，率先在沿海开放政策带动下建立港口贸易带动出口加工，并在此条件下建立以乡镇企业、民营创业的微观经营机制，县域经济、园区（块状）经济发端于此。

自1992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不仅通过乡镇企业改制释放制度创新红利，还通过经开区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如临港产业、外向经济等），更是加速城镇化建设，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外向经济发端于此。

自2001年“入世”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信息化协同发展，这一阶段外向型工业经济产业发展模式与运行体制形成于此，并使得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

自2012年，以创新驱动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以泛工业化、再城镇化、超智能化、在全球化进入开放型创新经济，加速产业结构、城市结构、发展结构、企业结构、人口结构的重构。

整体而言，这些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以往更多的是借助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外需、外资、外经、外贸、外技的带动下，逐步从出口加工业、临港型产业、先进制造业走向了战略新兴产业、数字新经济，率先实现了内循环带动外循环。

就外循环而言，对于很多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具有如下形势：

一是国际大规模产业转移已基本完成，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业梯度转移，到冷战前后八九十年的产业转移，再造中国“入世”后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产业梯度转移，历经几波高潮后相反的却是很多发达国家再推进“再工业化”，吸引外资的难度越来越大。

二是“市场换技术”已基本行不通，我国在短时间内通过“市场换技术”初步实现一定的产业技术升级并在局部领域实现领先发展，自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脱钩”后遭遇技术上的“卡脖子”屡见不鲜。

三是国际市场的需求不确定性加大，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边际递减，进出口、内外贸均衡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外需不确定性的重要变量。

四是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提升，对生产制造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的冲击。

就内循环而言，对于很多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具有如下形势：一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和人口红利的边际递减，过去依靠资源能源消耗和出口低端工业制成品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二是高质量发展使得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以往在宽松土地、银根、信贷以及财税条件下传统工业化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自土地收金、银根收紧、信贷收紧以及财政收紧的条件下，传统工业化难以为继，尤其对于工业化发育不充分的后发地区而言，具有较大的发展压力和有限的发展空间。

三是在“双碳”目标之下加强“两高”“双控”，借助低碳经济、节能技术、清洁能源、环境管理、气候金融、绿色基建、数字治理等加快绿色化、现代化、数字化协同发展。

四是迫切需要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高度化的价值链，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

五是探索新型扩大内需增长机制，立足并跳出城市化带动消费的机制，推动消费升级，承接以前的出口产能，形成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自我循环和畅通。

2.2 结构性矛盾有待于系统性转变

历经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完整但不充分的发育，尤其对于东南沿海地区、万亿俱乐部城市或重点开发区等而言，率先呈现出较高的开发强度。尽管这些地区基本上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并实现了一定水平的城镇化，但如今面临着大量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机制约束等发展条件，先发优势渐弱且区际竞合压力凸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新一轮城市群与都市圈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将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与开放发展模式相结合，走出可持续高速度增长、集约型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重要发展抉择与历史使命。

整体而言，这些高开发强度地区主要面临如下风险及挑战：一是产城空间保障制约突出。尽管这类地区往往具有经济活力大、产业根基深、投资能力强和营商环境优等特点，但开发强度高、利用效率低、空间品质低成为常态，外延式大规模的无序开发建设难以为继。

二是生态环保倒逼压力加大。一方面生态空间不断被挤压、生态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生态系统逐渐退化、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下降，尤其是伴随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后，迫切需要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加大保护环境力度，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生态保护中找到平衡点。

三是路径依赖顽疾逐步显现。很多地区呈现出外资驱动、规模制造、多轮并转、以地生财、增长导向、自下而上等特点的发展模式，在特殊历史条件与发展阶段形成缺乏系统性规划引领和空间统筹，在轨道交通、公共服务、城市配套、城市更新、产业规划等建设自成一体、条块分割和遍地开花。

四是历史遗留问题盘根错节。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往往都是县域经济的“拼凑”，很多时候一个城市的发展权及自然资源支配权，由乡镇街、村集体自行主导，土地开发建设也是乡镇街、村各自为政，土地的管理权、开发权主要集中在县域和镇街、甚至在村集体，以至于大量集体建设用地私下流转导致如今土地权属关系复杂。

整体而言，以上问题的解决，并非简单地通过土地开发问题、供应问题、管理问题、治理问题而解决，不是一个专项工作；转而依赖于一个城市、地区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切换与结构性重组，是一项战略工作。

所谓“系统性切换”，就是采用怎样的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与开放发展模式及其组合策略，体现在“科产城港”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从传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延发展、外生增长、机会主义、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走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开发合作、长期主义、顶层设计的发展模式，还要处理好科、产、城、港之间的次序和时序。

所谓“结构性重组”，就是在产业结构、城市结构、发展结构、企业结构、人口结构之中找到新的适配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

2.3 以内循环内力带动外循环张力

对于很多高开发强度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言，能否实现在“存量优化”时代实现“增量突围”，取决于“五个着眼、一条主线、六个关键”。

“五个转变”，就是从发展视野、观念认知上突破发展空间和发展路径。第一个转变或者是1.0，就是从工厂车间走向商务楼宇，从低端制造到高端服务，实现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不在是一谈产业发展就谈还有多少亩有限的土地，而是多少政府自持、平台持有和社会共建的多少万平米写字楼。只有从工厂车间走向商务楼宇，才能从高技术制造业走向高技术服务，才能从蓝领、灰领到白领、金领，才能从“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走向“产业新体系、发展新空间、创新新生态、企业新梯队”。

第二个转变或者是2.0，就是从条块经济走向城市经济，从条块分割到统分结合，实现城市发展模式转变。整体而言，个体的活力+整体的合力=内力，只有内力大了才有张力。只有加快建立统分结合的体制机制与组织工作体系，才能从单打独头、条块分割的县域经济走向统分结合、各具特色、协同合作的城市经济、都市经济，才能从“买买买，买买买”的城市经营走向精细化、精益化的的城市运营。

第三个转变或者3.0，就是从两头在外走向两头在内，从有限土地到无限功能，实现开放发展模式转变。以往我们是高附加值的原材料、技术、市场、品牌、服务贸易等等在国外、境外，只有低端制造在国内、境内或本地，未来只有在制造业走向产业高端化、数字化、集群化的基础上，并在高端价值链环节上取得突破，才能以经济形态、产业结构转变带动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转变。

第四个转变或者4.0 ，就是从功能空间走向政策空间，从开发园区到制度创新，实现园区发展模式转变。以往只有在一定四至范围的功能区内才能享受相应的政策，脱离功能区就无法实现政策覆盖，如今不但因区域限制而限制了政策的发挥，还有很多政策含金量不足，很多园区依然处于传统“围海造田、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出口拉动”园区发展模式之中。

第五个转变或者5.0 ，就是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从一维世界到数字世界，实现创新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土地、物理空间及其与能源、物质、资源的机械组合，而是借助虚拟空间，促进线上与线下、硬科技与软创新、薄创新与厚创新、境内与境外的“化学反应”，将传统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升为数智科技的高维世界，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高维的数智社会。只有着眼这五个段位的转变，才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此背景下，所谓“一条主线”，就是围绕有限的土地发挥无限的空间，从简单粗暴地服务外循环到开放创新地服务内循环，实现抢位发展。那么这些地区，在未来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以强化内循环抢占外循环，以数字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

对于具有一定发展发育基础的地区或城市，核心是将以“围海造田、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税收返还、出口拉动”外向型工业经济，系统性切换为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的开放型创新经济。

对于后发地区，既要在外向型工业经济发育发展上“补课”，在内外需的带动下建立完整的工业大、中、小门类体系，嵌入国家产业价值链，通过拿来主义做大体量、提高速度、满足当前；还要在开放型创新经济上“抢位”，在内外循环的带动下形成构筑高技术、高价格、高价值链、高附加值、高端市场以及低成本、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发展态势，提高质量、提高段位、抢占未来。

“六个关键”核心是重点解决如下六个方面的发展问题：一是针对有产业无集群，打造产业族群，从外向产业走向开放经济。从以出口加工、临港产业、外资外商、货物贸易以及传统制造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走向以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服务、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为主体的开放型、创新型、族群化的现代经济体系。

二是针对有城区无都市，打造现代地标，从县域经济走向都市经济。加大市区统筹及规划引导力度，从条块分割、无序建设到统一规划建设和多规融合发展，促进城市化、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配套等有机结合。

三是针对有龙头无平台，培育平台型企业，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顺应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在招商引资商商从抓制造基地、总部经济到抓平台经济、平台型企业，释放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想象空间，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转变。

四是针对有市场无技术，突出科技创新，从机会主义到硬核力量。走出“市场换技术”，围绕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基础能力等，从产品工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走向产业技术创新，进而走向科技创新引领。

此外，不仅需要针对有品牌无内生，突出创业根植，从拿来主义走向内生增长；还需要针对有政策无制度，加快制度创新，从政策创新走向制度创新，最终实现人才、技术、资本、资源便利化的的流进流出。

3 发育机制与发展路径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迫切需要打破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与走出低端锁定，坚持“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创新数字化发展路径，优化产业振兴底盘与组织方式，加快构筑“以高水平发育带动高效能循环，以高效能循环带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发展态势，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升级版，支撑我国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

3.1 创新双循环发展机制

坚持“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发展路径，构筑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双循环换发展机制。

一是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伴随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各类数据加速从资源、资产到资本，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优化资源配置，迫切需要在数字治理的带动下，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释放数据资产的价值。在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机制下，打破工业化主导信息化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信息化主导工业化、数字化引领泛工业化的新型治理模式，进而加快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

二是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打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加快从管理向治理方向发展。在产业数字治理的带动下，加快从1.0传统信息技术、2.0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3.0数智科技，在数智科技引领与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空天科技等支撑下，与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紧密结合，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有机结合，在生产制造、服务供应、社会民生、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形成一批数字经济新业态，以科技有机构成转变、产业技术升级等带动经济形态、经济模式转变。

三是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在数字经济带动下，以“产业强基跃升”提高内循环水平，重点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数智服务业，加快形成以高技术服务业态为主体的数字新经济；同时，以“贸易破链成网”带动外循环层级，在强大货物贸易流量上，通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内动服务贸易、新兴业态服务贸易，加快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贯通，以经济形态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带动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转变。

四是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加快将国际贸易、跨境物流、航运服务、服务外包、离岸服务、融资租赁等传统服务贸易产生的海量人流、商品流、货物流、贸易流等转化为数据流和价值流，逐步走向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产品为形态、数字交付为特征、跨境平台为依托的数字贸易，突出服务贸易的主体地位以及数字贸易的先导地位，强化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五是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以数字贸易掌握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主导权，以服务贸易促进国际产业价值链不断攀升和全球供应链不断强化，加快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走向资本输出、技术输出，进而走向模式输出、文化输出，带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制造、中国创造，最终形成以数字贸易为先导、以服务贸易为主导、以货物贸易为主体的发展结构。

3.2 创新数字化发展路径

聚焦数字产品、数字工场、数字平台、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综合利用智能终端、由软入硬、由硬入软、由内到外、产业共治等技术路径及相应实现形式，创新数字化发展路径，为数字化条件下的双循环发展大局构筑基石。

一是以“硬科技+智能终端”培育数字产品。支持ICT制造企业、高端消费内容、智能装备等产业企业加快“上云用数赋智”，促进高精尖硬科技、数智前沿科技与智能硬件的有机结合，形成一批以智能终端为基本产品形态的数字产品，加快从轻工小宗商品、光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走向数字产品。

二是以“数智科技+智能（云）制造+大规模定制”建设数字工场。将生产方式转变作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精度、经营效益的根本路径，在数智科技带动下，促进智能制造、云制造与大规模定制相结合，利用数智科技提供智能制造生产效率效益，利用大规模定制反向实现生产资源、产业产业的优化配置，培育和涌现一批数字工场，为进一步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社交生活+敏捷供应”生产生活方式贯通创造条件。

三是以“5G+产业互联网+智能工场”搭建垂直产业数字平台。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带动下，基于数字工场或智能工厂，利用工业互联网提升生产供应能力和效率，利用消费互联网提高消费带动能力，最终实现“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社交生活+敏捷供应”生产生活方式贯通。

四是以“数字口岸+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产业数字化”突破数字贸易。立足数字口岸，通过新基建共建共享与互联互通，以数据开放带动中小服务商与港口运营联动，突出跨境电商/权益交易/做市商等一批交易平台资源配置能力，促进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化发展水平，联动产业数字化，将人流、物流、商流、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转化为数据流、再转化为价值流，最终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

五是以“城市大脑/产业大脑/创新大脑+产业互联网”培育数字治理。打破传工业化主导信息化的统产业管理体制、经济建设带动社会建设的传统社会发展机制、大政府小服务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围绕城市建设管理、产业建设管理、创新营商环境建设以及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以“城市大脑/产业大脑/创新大脑+产业互联网”等模式，形成信息化主导工业化、数字化引领泛工业化的产业管理范式、数字孪生城市的城市管理模式、创新生态赋能的组织发展方式等，全面优化区域治理、产业治理、企业治理、创新治理、空间治理和要素治理。

3.3 创新生态圈招引策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产业振兴核心是培育一批平台型的产业组织者，并发挥其产业组织能力：一方面就存量提升而言，通过大型总部企业+平台化、本土化总部+兼并收购、制造基地+产业高端化、第二总部+新业务创新、产权交易所+资源流转、金控集团+产业链整合等方式加快存量提升；另一方面就增量培育而言，通过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平台企业+生态圈衍生、头部型企业+产业跨界、源头企业+生态链构建、硬科技+前沿技术创业、跨境电商+产业互联网等方式加快增量培育。

一是大型总部企业+平台化。针对具有一定产业规模、资本实力、技术水准和组织能力的大总部企业，以终端产品的市场创新为牵引，以创业创新服务平台为接口，以中小原创的集成创新为契机，以敏捷供应的组织创新为途径，以产业资本的金融创新为纽带，全面实施大企业平台化战略。

引导大型总部企业依托其对技术、资本或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综合采用战略投资、专业化众创空间、研发众包平台、开放创新生态圈、共享产能及创新资源等方式，加快建设成为行业或地区创新生态中枢和新兴产业组织者。

二是本土化总部+兼并收购。加快本土大型企业集团、高技术大公司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借助资本运作全面实施集团化、国际化、公众化，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品牌形象好、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的跨国公司。

引导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综合发展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本土企业突出龙头企业总部经济特征，引进企业引进国际化经营管理与资本运作人才，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别实施兼并重组、跨国并购、改制上市，强化国际品牌创建、技术标准研制、品牌形象策划、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政策集成与专业服务，通过供应商本地化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抱团”发展。

三是制造基地+产业高端化。顺应跨国公司的海外布局呈现出“生产->研发->投资/总部->平台”的变化趋势，围绕制造型总部开展“二次招商”与合作升级，加快从过去的生产制造全球化进入研发（R&D）全球化阶段，形成以全球技术战略为核心实施跨国贸易、投资、经营和国际合作。

引导并支持跨国公司通过布局区域总部，将研发、生产、销售等全价值链流程在目标市场就地整合，不断提高本地化程度；引导支持跨国公司增设研发平台、产业创新平台，如通过布局产业创新平台、技术加速器及成果转化中心、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加快以自有知识产权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生态圈建设。

四是第二总部+新业务创新。依托地区产业优势、人才优势、环境优势、政策优势，积极引进培育国内外跨国公司、央企国企、上市公司、产业集团、平台企业以及新物种企业的第二总部，并综合采用场景供给、市场开放、产业组织、协同创新、资本支撑等方式促进第二总部发展成为新业务策源地。

引导支持第二总部打破总部传统经营管理理念、成熟运作模式、产业技术路线、人力资源机制、体制机制障碍等，加快将具有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市场、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新组织等属性的创新型业务投资落户园区，并采用场景赋能、技术赋能、资本赋能、人才赋能、产业赋能、政策集成等多种方式促进其新业务在苏爆发成长。

五是产权交易所+资源流转。整合各类国际性、国家性以及行业性、地区性交易平台资源，加快布局打造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国家影响、地区作用的交易市场，全力打造地区权益体系。

整合区域知识产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存量房权交易、土地流转等权益类的要素交易平台资源；搭建专业化的进口装备交易市场等，如布局建设若干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积极布局和发展碳汇交易。

六是金控集团+产业链整合。支持一批具有条件的地方平台公司、民营产业集团、企业财务公司、战略投资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加快向金控集团方向发展，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带动产业整合，加快培育一批金融性总部经济。

引导支持具有条件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或创新主体牵头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公司与成员企业间通过基于产权关系的战略管理、财务管控等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在综合经营过程中加快实现资本投资最优化、资本利润最大化；加快引进国内外质优金融控股集团总部落户，提升资本运营能力。

七是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围绕产业数字化，加快在若干行业或垂直领域引进和培育一批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产业组织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财富分配能力的垂直化的平台型总部。

引导并支持一批产业互联网平台借助交易平台实现需求与供给、卖方与卖方、上游与下游、B端与C端的有机结合，从流量驱动到数据驱动；并通过产业数字化实现工业与商业、制造与服务、工场与场景的有机结合，从自动化到数智化、从大批量生产到大规模定制，最终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贯通。

八是平台企业+生态圈衍生。在消费互联网、社群互联网、工业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领域，加快引进培育一批平台企业，通过提升平台企业衍生能力培育一批新物种企业，涌现若干平台型总部。

引导支持平台企业加快构筑开放创新生态圈，通过“引进培育一个平台企业、带动一个生态链导入、衍生一批新物种企业、培育一个原创新分产业领域”的发展态势，促进平台企业与流量商务、智能制造、社群服务、新型连锁、企业商务、智能终端、物联生态、智能应用、数字内容等细分业态紧密结合，发育成为生态化的平台型总部企业。

九是头部型企业+产业跨界。引进培育对两个及以上行业具有跨行业影响力、号召力、穿透力、领导力的头部企业，引领产业跨界融合与业态创新，发展成为创新型总部。

引导新经济头部企业综合采用互联网+、物联网+、数据+、智能+、区块链+、生物+等方式加快技术跨界、服务跨界、产品跨界、市场跨界，并在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过程中加快产业业态创新，利用新经济加快将传统产业重新做一遍，培育出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业态。

十是源头企业+生态链构建。加快引进培育具有研发源头、技术源头、人才源头、知识源头等属性或功能的总部企业，促进区域加快技术试错、产品试错、企业试错、市场试错和产业试错。

强化地区创业企业、高校院所、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加快将科教资源、研发资源、智力资源、创新资源等加流向创业、企业、产业，并加快创新服务产品化、集成化、便利化、网络化，促进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的闭环发展及协同演进，促进高端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有机结合，最终将源头的资源、流量、能力与生态的圈子、服务、氛围相结合。

十一是硬科技+前沿技术创业。引进培育高能级科创服务平台与大科学基础设施，加快以尖端科技带动产业科技、以基础研究带动原始创新、以单点突破带动群体突围，加快培育战略性总部。

面向未来科技、引领未来产业与立足应用技术、服务军民应用相结合，强化大科学装置、前沿基础研究、靶向应用研究、高水平产学研结合与硬科技创业、未来产业、先导产业、原创产业、战略产业有机结合，突破前沿科技、瓶颈技术、重大工程技术等，加快以针尖产业、尖端技术、顶尖平台、拔尖人才为内涵的“四尖科技”，到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四新经济”发展。

十二是跨境电商+产业互联网。为加快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方向转型，引导跨境电商与产业互联网深度合作，加快在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内容服务贸易、新兴业态服务贸易等细分领域培育一批贸易型总部。

把握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以产业互联网平台、跨境电商平台融合为突破口，提升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数字化应用，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贸易服务数字化变革，加快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到云端云台相结合，开展从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向“买卖全球”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等行业的应用，助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