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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发,是苏中海安见诸史册最早的地名,古称发阳,又称发繇口,是苏中如皋县最早的县城,现在是海安市一街道的名称。

立发曾有一座古石桥,清代同治年间立发桥石桥碑文记载:“立发桥,在如皋县北四十五里,春秋时为发繇口。鲁哀公十二年,公会卫侯于郧,建发繇亭于其上,即此地也。宋朝于发繇口建立石桥,名曰立发桥。载志可考。”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分广陵(扬州)境置海陵郡,辖建宁、宁海、如皋、蒲涛、临江五县。其中如皋县治设在立发桥畔。隋唐时,如皋县被撤。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设如皋场,辖五个乡。南唐保大十年(952年),如皋场升为如皋县,县治迁至如城,所以,海安、如皋的村夫野老都说:“先有立发桥,后有如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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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重修立发桥,里人刻石柱联:“西迎淮委水,东锁海天潮”;“发繇亭指千帆影,捍海堤横万灶烟”。这两则对联既浓缩了立发桥在苏中千年交通史上的贡献,又交代了与西部二百余里另一座交通枢纽——扬州城的关联。

细品苏中的交通史,江北走廊的水运图犹如一个横放的“工”字:西边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边的串场河就是古代苏中的两条“水上高速”,而连接东西两条高速的是另一条高速——东西走向的通扬运河,即上官运盐河。

西汉时,吴王刘濞为富国强兵,大力发展煮盐业。为了迅速将东部沿海各大盐场的食盐销往全国各地,遂下令开挖上官运盐河,西起扬州茱萸湾,东经立发至如皋的蟠溪。开上官河的目的本为运盐,但客观上也起到泄洪(导淮入海)与加速运粮等物流的功能。

隋代沿古邗沟南北向延伸,开挖了京杭大运河。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利用范公堤下的复堆河,加工开凿了串场河,串联起淮南十大盐场,在海安与上官河相交。至此,苏中古代水上交通东西南北全线贯通。

古书云:立发为“三十六盐场咽喉,数十州县之要道”。苏中里下河的粮食及沿海各大盐场的食盐经立发口,过上官河,发往扬州,古籍记载为“分发扬州”,于是便渐渐地产生“发扬”一词,进而产生“发扬光大”这一成语。

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苏中的交通十分发达,物产富饶,特别是盐业赫赫有名,有“自古吴盐甲天下”的美誉。然而,社会发展节奏不断提速,地处大江大河要冲的苏中,过去水运发达,近代却成交通末梢,故有“南通即难通”的说法。清朝末年,津浦铁路修建,避开苏中,这段大运河逐渐淤塞,运输功能淡化。又因淮北晒盐业的兴起,苏中东部的煮盐业迅速萎缩、消亡,串场河和上官河失去功能,苏中三条“水上高速”雄风不再。从张謇起,苏中人不断兴办实业,复苏经济,但因陆路交通不畅,物流受限,苏中与苏南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后,苏中人逐渐找到了自身经济发展的短板。于是上下联动,顶层设计与地方奋斗互动,大投入兴建多条过江通道,融入苏南,融入上海、南京都市圈。于是,江阴大桥、润扬大桥、苏通大桥、崇启大桥、泰州大桥飞越大江,配套设施宁启铁路、新长铁路及各条高速、国道、省道迅速修通,再加上扬泰机场、南通机场的建成,动车飞驰,海、陆、空,公、铁、水无缝对接。

有趣的是,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如今苏中西有扬泰机场,东有海安火车站(二级编组站,设在立发),立发、扬州再次成为交通枢纽、节点地标。历史的长河中,苏中交通不断提速。

郑州只得用大型无人机作为中转来恢复通讯网络,可是只能覆盖移动通讯的50平方公里。

那么像北京一万四千平方公里的面积,至少需要400架大型无人机在天空置留才能覆盖,而且只能维持几个小时。

上哪去弄这么多的大型无人机?这个事儿可太要命了。

我们应该了解,不是城市数字化程度越高越好,越高越脆弱。

难怪欧美不搞数字化城市,移动支付只占极少的份额,大部分还是用纸币。

数字化城市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便利性以及管理的效率,但抵御灾害和战争的能力十分脆弱。

因此,数字化程度越高,越需要面对一个和平友好和安全的周边环境。

我朋友回京后的感言(出郑州记感想):

郑州回京后的直观感受,现代化真好!但传统的人力、非电子的应急系统仍然不能缺失。

昨天用了一天时间坐高铁从郑州到湖北十堰,今天上午又乘飞机回京,滞留郑州三天终于回来了。

郑州被困几天,由衷感受到,不要迷信互联网,重大灾害,第一时间肯定是断网与手机。

本来20号中午到郑州,下午讲课,当晚回京。没带充电宝,没带换洗衣服。没想到下午的特大暴雨,仿佛天漏了。突然停水停电,手机网络皆无信号,一天回到解放前。晚上只能躺在房间里,听着外边哗啦啦的巨大雨水声,什么也干不了,与外界完全失联。甚至郑州灾情严重到何种地步,也无法知道,基本进入信息隔断的黑暗时刻。

第二天去街上买水,饼干,网络结算都失灵了。幸亏带了几百现金,平常一年未必用一次现金,关键时刻排上用场。甚至火车上买吃的,手机不通,也只能用现金结算。

我血压高,每天一片降压药,降脂药,没带多余的,到街上药店,用现金买到每天必吃的药。总算明白,出门在外必须要有备份,以备急需。尤其是带上即使一年也用不上的现金。

所以,城市应急系统不能完全电子化、自动化、智能化。郑州东站就是反例,特大暴雨后几乎所有电子显示屏,电脑都关闭,广播都没有,上万乘客就像无头苍蝇。应该有传统的断电备份系统,公共信息非电线传送系统,否则大灾害面前,可能一夜回到农耕时代!

郑州人的反思:

见证了这次大洪水,灾难过后留给大家思考的东西太多!人生必备三样,现金,手机,应急物资,昨天去超市,手机没信号根本不能付款,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现金在手里。

所有的开门的超市都在抢购,家里断水断电断气,所以都在买饼干,方便面,矿泉水,火腿肠,蔬菜更是抢手货,所有的蔬菜都被一扫而光,收银台排起了长队。

所以说是实体店铺在灾后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如果没有实体店铺,这次不知道要有多少人饿肚子,网购不是万能的,社区团购是最大的祸害,没有经历过的,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当你真正绝望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这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全部都是普通的小市民,都是社会的底层,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是大无畏精神,整个社会井然有序,更不开我们可爱可敬的河南民众,我可以说这就是河南人的本色,河南人的骄傲。

家里一定要留有一点现金,在你停电手机没信号的时候,现金就是保命的钱,我这次是深有体会,不是家里留了几百块钱的现金,我有可能要饿肚子,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灾难过后的教训。

有条件的家里放两桶,桶装的矿泉水,这些都是应急的时候必备物资,两桶水也就十几块钱,常备着。咱们希望用不着,但是用的时候却是可以应急的,特别是住高层的住户,更是要常备。

还有一样那就是照明设备,一定要准备可以连续使用十几个小时的照明灯,没电的时候,特别是晚上,你就知道有了这个东西是多重要的事,这些都不值钱,但是一定要准备,并且经常充电,千万别忘了!

很多人可能不在意,有句话叫做防患于未然,好了不说了,因为家里没有蔬菜,也买不来蔬菜,我去煮方便面了,一定要牢记我给大家的忠告,没事多去光顾身边的实体店,那是将来能救命的店,千万别让他们消失了,社区团购网购不是万能的!

中国在南海已填海造岛8座,还有多少岛礁可以填?答案比你想像的要多得多!

从2013年开始到2018年初,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已告一段落,各岛建筑工程已陆续完工,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三岛机场已建成,其中永暑礁己通航。

各个岛屿都已经大致建造完毕,建筑鳞次栉比,非常漂亮。远看就像海上的巨兽,拱卫着祖国的南方。

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八大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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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济岛,吹填后的面积达6平方公里,成为目前中国在南海的第一大岛,岛上建有机场,机场完工后可供客机,战斗机起降,目前机场设施在完善中。↓

渚碧岛,造岛面积达到4.3平方公里,岛上建有机场,2015年7月开始建设,现在3250米的跑道已经完工。造岛完工后,岛上官兵在岛上种上了椰子树等植被,为南沙添绿。2016年4月5日,交通运输部在南海渚碧礁举行渚碧灯塔(在岛的东北部)启用仪式

永暑岛,吹填后的面积达2.8平方公里,是中国南海群岛的第三大人工岛,岛上设立了三沙市南沙人民武装部,中国电信在南沙永暑礁开通和服务提供服务,国电信3G网络在三沙市南沙群岛永暑礁开通运营,中国移动也早在2010年开建成移动站。岛上机场已通航,2016年1月15日消息,南沙永暑礁机场迎来第一批乘客,均为驻岛官兵家属,从中国大陆到南沙旅游只用三四个小时不再是梦。↓

永暑礁机场与美济礁、渚碧礁机场形成三角形,辐射南沙大部分防卫,再与永兴岛机场形成“三点一线”之势。↓

华阳岛,中国于2014年1月左右开始在该岛礁海域进行了吹沙填海作业,2014年秋大体完成填海,面积0.28平方公里,目前在南沙群岛里面积居第七位。

南薰岛,中国于2013年冬开始填海作业,截至2014年11月,填海面积0.18平方公里,使南薰岛的驻守条件大为改善。↓

东门岛,2013年底开始进行填海作业,2015年1月形成了一个7.5万平方米的人造岛屿。↓

赤瓜岛,为了加强对南沙控制和改善驻岛人员生活条件,我国于2013年冬季-2014年6月在赤瓜礁进行填海作业,建立的赤瓜岛面积平方公里,同时开展岛屿固边处理、种树绿化工程、房屋等设施建设。目前,在岛上建设太阳能发电场,建立一个直升机停机坪。1988年中国与越南曾在赤瓜礁附近海域发生战争-赤瓜礁海战,以中国的全胜而告终。↓

永兴岛是西沙、南沙、中沙三个群岛的军事、证治、文化中心,三沙市人民证*府和众多上级派出机构、市级单位以及永兴工(委)管(委)驻地。2013-2014年在石岛路与机场之间的礁盘填海造陆,永兴岛面积由2.13平方公里扩大到2.6平方公里,增加了22%,这个扩建使得石岛属于广义的永兴岛了。2015年7月24日,三沙市永兴码头配套设施主体工程竣工,岛上设施完善,已建成了一座迷尔的南海城市。↓

不得不说下的是黄岩岛,目前黄岩岛填海尚未开工,但随时可以填海造岛。美国菲律宾很关心什么时候造,会不会造,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国的岛中国说了算,不需要通知你们,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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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九大岛,中国在南海实际控制的岛礁还有多少呢?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多的多。

南沙共有230多个岛屿,沙洲和礁滩,其中有11个岛屿,5个沙洲,20个礁是露出水面的。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 *

目前南沙群岛中,中国大陆有效控制的岛礁共有永暑礁、赤瓜礁、渚碧礁、华阳礁、南薰礁、东门礁、美济礁、五方礁、仁爱礁、信义礁、仙娥礁等11个岛礁。加上滩及暗少,中国在南沙实际控制至少22个岛、礁、滩及暗沙:中国台湾驻军1岛,控制着2个岛礁;中国大陆驻军7礁8点,控制着20个礁、滩及暗沙。

近日,有网友制作出南沙八岛等比例图。原本以为永暑礁已经是南海的"巨无霸"了。看完图才知道,美济岛可以霸气到把另外7岛都包裹进去!

另外,有网友也曝光了南海岛礁的建设者平时的伙食,各种海鲜一应俱全。看的各位也是直流口水。

扩展的人工岛
【西】儋州市海花岛(在建中)

中国海南海花岛位于儋州市洋浦区,总投资超千亿,倾力打造会议会展城、国际星级酒店群、主题乐园、风情商业街、文化娱乐城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海花岛的建设顺应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战略,将极大地提升海南省滨海旅游的形象和品质,为海南西部旅游再添光加彩。

海花岛效果图
【南】三亚凤凰岛(二期在建)

三亚凤凰岛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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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岛位于三亚市三亚湾度假区“阳光海岸”的核心,该岛三面依托山景,四面临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海天旅游风光。项目总投资将超过180亿元,主要包括超星级酒店(包含酒店及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养生度假中心、别墅商务会所、热带风情商业街、国际游艇会、奥运主题公园和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七大项目。凤凰岛的综合发展目标是成为三亚市、海南省乃至全中国首屈一指的豪华度假胜地,建设媲美美国迈阿密的海港之城,比肩迪拜的梦幻之岛。

【北】海口西海岸南海明珠岛(填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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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明珠人工岛位于海口西海岸,主要设有25万吨级邮轮母港及配套设施、国际游艇会及配套设施、免税商业区、水上运动基地(含公众娱乐区)、涉外娱乐服务区等高端项目,是未来南海梦幻岛的海上夜天堂。

【北】海口西海岸酒店人工岛(在建)

海口西海岸酒店人工岛效果图
千禧酒店人工岛位于西海岸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岸线,形似“招财猫”,将投资28亿元修建108层、高300多米的七星级酒店,面积不少于20万平方米,提供600至800间客房。其中有4万平方米面积用于建设娱乐设施和免税国际购物城,提供部分写字楼和公寓,吸引岛外上市公司将海口作为总部办公地。

【北】海口如意岛(填海中,在建)

如意岛位于海口东海岸,总投资超过500亿元,项目规划定位为具有海洋特色的集时尚创意、时尚交流、时尚消费、休闲娱乐、休闲运动、康体疗养、休闲度假、经营性旅游地产于一体的低碳、生态、环保型高端旅游度假区,将成为国际时尚的城市综合体及标志性海景观光区域。

海口如意岛效果图
【东】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人工岛(在建)

日月湾人工岛位于万宁日月湾,依托日月湾优越的自然资源,规划建设项目有国际会展会务中心,特色风情商业区,游艇码头,水上飞机,水上摩托艇,水上冲浪,高端酒店,产权式酒店,轮渡码头,企业会所等。项目建成后将是海南岛东线一座集养生、度假、休闲、旅游、购物为一体的国际度假岛屿。

海南共规划建设11个人工岛,除了以上7个大型项目之外,还有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人工岛、琼海市潭门渔港填海人工岛、文昌市南海度假村人工岛、东郊椰林湾海上休闲度假中心人工岛,项目均已通过审批在建中,海南将媲美迪拜世界群岛。

“卫星”冲昏了头脑

《人民日报》的“卫星”报道是从1958年6月开始的。仅以6月几个小麦“卫星”为例: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中间位置刊登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这是“卫星”新闻的开端,也是这场“放卫星”竞赛的开始。

地方党报也不甘落后。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11亩小麦单产3215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进行报道。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此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这使得《人民日报》有些坐不住了。次日(6月12日) 的《人民日报》一版在头条位置刊登消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 斤》。消息说,同一个遂平“卫星农业社”,在短短4 天里将小麦亩产提高了1425 斤,为此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户兄弟祝贺》,且以一首诗开章: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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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21日, 《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河南辉县) 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6月23日, 《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一版, 《人民日报》又刊登消息称: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在1亩7分地上)。

这些小麦“卫星”只是当年“卫星”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当年最后一颗小麦高产“卫星”是9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消息《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说的是在这个一年无霜期只有90天的地方,有一块1.59 亩的小麦实收2.9万斤。

编辑部多数人信以为真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部门一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余下为数不多的几位也是抗战胜利不久进入编辑部的。他们都经历了报社在农村根据地艰苦创业的岁月,对农村生活都很熟悉,有许多人还是农民家庭出身,从小种过地,他们难道不知道一亩地在正常年景能打多少粮食吗?

笔者对人民日报社前辈编辑的调查表明,当时编辑部大多数人是相信这些“卫星”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有几个因素误导或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首先是在过去一年中进行的“反右”运动,将32名报社工作人员打成“右派”,其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有一些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他们比较能够独立思考,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或者是积极的建议,却被“与党思想不一致”的棍子横扫下来,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反右”使编辑们从此噤若寒蝉,生怕重蹈覆辙。

其次,进入1958年后,直到这年6月,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他批评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批评措词严厉,导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提出辞职。这使《人民日报》的上下都认为,既然“冒进”是不能反对的,那么鼓吹“大跃进”就顺理成章,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弥补“反冒进”的错误。

其三,1958年春夏之间,风调雨顺,各地农作物长势喜人,确有高产纪录,但远远达不到放出“卫星”的水平。

其四,一些科学家也卷入了拥护“放卫星”的行列,著文阐述那些高产“卫星”是可能的事情。特别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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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按钱学森的说法,如果条件具备了,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40万斤!实际上,在1958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上,钱学森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的好办法》,已经阐述了类似观点。

这位科学家具有极高声望,他的论断使很多人包括领袖在内信以为真,报社的编辑们也就随从了。

当然,在1958年,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促使“卫星”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变本加厉。

1946年参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建的老干部宋琤说:“对那些高产‘卫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信,但是后来指标离谱的时候,我反倒信了,因为我怕自己跟不上形势。”晚年,她对此深感内疚,致力于著述反思这个过程。她的丈夫何燕凌是当年部门主任一级的干部,1958年初春时下放到陕北延安劳动。他回忆说,1958年盛夏,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到延安来看我们,见面后他问我:“你看到报上的高产报道信不信?”他的原意是希望何燕凌回答:不信。但何燕凌告诉他:“我信,我们自己的报纸登的消息,我怎么能不信呢?”这句话使胡绩伟啼笑皆非。

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主持报社日常编辑工作,他这样回答笔者:“一开始我是不敢相信这些‘卫星’的,因为我曾是常年和农民打交道的人。但当时我的头脑被‘反右’和个人崇拜禁锢了,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生怕犯错误。所以只要我值夜班,看到高产‘卫星’稿都签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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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

胡绩伟还指出:“其实,对高产‘卫星’,报社有一些农民出身的记者是有察觉的,比如林韦和李克林夫妇(他们都是“三八式”干部), 就向我反映了‘卫星’怕是不实。但是我顶不住那些从各地发来的‘卫星’稿件,那都是盖着县委甚至省委红色大印的,特别是河南和湖北省委盖章来函多,希望我们发这些‘卫星’,我们顶不住。这是一代记者悲哀的地方。”

由盲从到推波助澜

在连连施放小麦“卫星”之后, 《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数量更多的水稻“卫星”,其中压轴的荒唐报道是1958 年9月18日刊登的消息,说广西环江县放出“中稻卫星”亩产达到13万斤。

这时,仅仅盲从刊登“卫星”消息就不够了,报社编辑部组织撰写了大量社论,为高产“卫星”推波助澜。

对于多发社论鼓吹“放卫星”,总编辑吴冷西是积极的。1958年8月6日, 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国领导层面已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求编辑部“鼓足干劲,清算不敢想不敢干的思想,清算观潮派的思想,为实现苦战3 年纲要而奋斗”。

吴冷西讲话之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将原先内部小册子样式的刊物《编辑部生活》改为小报形式,并命名为《跃进报》,于1958年8月18日创刊,这是高产“卫星”达到高潮时的产物。

随后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大跃进”中极有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署名刘西瑞,文章说:山东寿张县正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作者的结论是:今年“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编辑部为此文加编者按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细读这篇文章则会发现,文章正文中其实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很可能是在编辑上版过程中,由审定者或编辑者以生花之笔加的题目。

对问题保持沉默

毛泽东曾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提法,《人民日报》编辑部是熟悉的。于是就有经过组织的集体或记者独立调查,以验证“卫星”的真实性。

1958年初秋,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作家、诗人们自然心潮澎湃,要眼见为实然后歌颂一番。他们听说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农村也出现了亩产10万斤水稻的“ 卫星田”, 即由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带队,全部人员乘火车前往天津,辗转来到那里要亲眼看一看。

到现场一看,只见那块高产田里种的水稻密不通风,为了防止过密造成植株腐烂,田埂上放了若干鼓风机,不停地向田里吹风。

编辑们看了纷纷说,这真是个新事物!文艺部副主任袁鹰回忆,他的妻子所在机关也组织人马参观了同一个地块,一位同事的老母亲为瞧新鲜也跟着去了。到现场一看,这位老太太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但是,报纸编辑们没有人有勇气直说这句话。他们热情满怀地奔去,悄无声响地回来了。

袁鹰是勇于反思的著名编辑,他在50年后回忆1958年的荒诞,“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常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地参与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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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大跃进”中1958年秋,袁鹰和一位同事到四川万县(现属重庆市) 采访,看到了大巴山农民大炼钢铁的场面, 写了一篇散文《大巴铁水》加以赞颂。但就在这年冬天,他乘火车从武汉回北京,经过河南时,只见铁路两边红光闪闪,挑灯夜战大炼钢铁,听到下铺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在议论,一位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吹成大象。”

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情况,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

前者则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儿,此公叹了一口气又说:“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此时袁鹰躺在上铺,静听两位旅客的议论,自觉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这个尴尬场面,直到50年后他还记得。

在后来改革开放年代里担任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回忆说,1958年的时候,她在报社研究室工作,“对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产量、荒谬的评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没人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她是在后来才发现问题的。

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记者金沙是较早觉察出问题的,在河南遂平“卫星社”连续发出高产“卫星”之后,报社派金沙到河南遂平现场调查,意图是要他从现场采写一些支持“卫星”的报道。

金沙满怀热情地直奔遂平而去,现场考察“卫星社”,马上发现“不踏实,行不通”,但他不敢把这个观点告诉别人而是保持了沉默,没有写文章。

对高产“卫星”勇敢质疑

对1958年“放卫星”,许多报社老前辈为此汗颜。但即使在荒唐的“卫星”高潮中,仍然有勇敢的质疑声,有的记者没有完全沉默,在当时就指出高产“卫星”有不实之处。

1958年初春,“反右”高潮算是过去了,人民日报社总共有数十名编辑记者下放到陕西、湖北、山东等地劳动,这些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的新闻记者,向编辑部发回信件,声称那些高产纪录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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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篇文章问世不几天,正在山东寿张县劳动的编辑向村——新四军老战士写信给编辑部说:“各乡、社在验收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不同程度的虚假现象在内”,“这种虚假性看来还不是个别现象”。他指出,寿张的粮食产量根本没有报告中说的多,他在信中明明白白地说:“深感这县在许多事情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虚假空气。因为领导对这个问题有不严肃之处,实际上助长了下面虚报的作风,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

这封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材料上,标题为《寿张县普遍存在虚报产量空气》。不仅如此,编辑部还在内部小刊物上刊发了一些各地群众来信,反映即使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仍然出现了因粮食不足而造成的饥荒,及其他方面问题,如1958年7月反映河北滦县东黄坨乡严重缺粮,农民挖野菜为食;1958 年9 月河南襄城县农民向谭震林反映当地虚报粮食产量;同年9月湖北麻城县双庙观乡干部作风粗暴、鱼肉乡民的来信等等。但是这些材料淹没在为“卫星”唱赞歌的一片喧哗声中了。

然而,正是这些直陈出现了虚假报道的文稿和材料,越加显示出在那段时日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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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王蒙 《稚川移居图》
我们首先来了解《稚川移居图》整幅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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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川移居图》描绘了东晋人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修道炼丹的故事。罗浮山位于今天广东省博罗县境内。画中骑在牛背上的葛洪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只见他身穿道袍,神情专注于手中的书卷,边走边看,全然不顾随他同行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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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画卷的葛洪与照料孩子的妻子
他身后,妻子和几个孩子同骑在牛背上,小的孩子被抱在怀里,大的则坐在身后。随葛洪夫妇一起移居的,还有几个仆人,他们或提着鸡笼,或牵着牛羊,或挑担负重,把一家人的生活必备之物搬运到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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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一行人
一路崇山峻岭,飞瀑流泉,几间茅草屋掩映在深山之中,屋前的庭院里,先行到达的仆人,在打扫庭院,迎候主人的到来,画面十分有感染力。
整幅画运用焦墨,间浅赭色。峰峦叠嶂,楼阁参差,整个画面显得生动细腻,笔墨沉酣,不愧为王蒙的成熟代表作。画卷上方留白处,依稀可见王蒙题款,以及七位重量级名家的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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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性款题诗:避世岂中道,长生秪自私。能于污俗间,不受尘土缁。名声遂不泯,千载有余晖。稚川逃名者,苦就大药资。移家山水间,乃□妻子随。洁□事幽□,未使彝□□,展图为题品,君子或与而。安阳韩性。钤印:明善、子孙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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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远款题诗:不暮乘肥与荣□,□僮行李只潇然。移家更近罗浮住,牛背清风万古传。老□痴僮百指余,母前光抱二明珠。鸳联稳坐牛身上,琴剑随行意自娱。蒙城乐远题。钤印:平生真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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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復初款题诗:担囊挈累欲何求,还恐丹砂负白头。石室金堂应可住,底须辛苦回罗浮。天台陶复初。钤印:介轩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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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款题诗:仙翁乘犊晓登途,后是娇妻前老奴。湛湛露华沾□□,□□□□□照明,芦□隐约龙□□,□□紫□□□驱,今日□图空想像,落□□鸟满□壶。倪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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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居仁款题诗:□□□□留,丹砂不可求。跨□□□□,挈累隐罗浮。□□□□□,韩□转□□。□□□孩素,□□□剑□。云松陆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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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岳款题诗:稚川行素□,句漏问丹砂。鸡犬知人意,□□看处家。山中牛背稳,海上鹤程赊。火候先天药,春风古县花。学仙祈寿考,投老托荒遐。抚事今何在,披图重欲嗟。钱岳。钤印:金盖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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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则款题诗:挈累离羁归去兮,犁牛稳跨寿眉齐。陶镕鉴汞犹余事,利物济人心弗迷。陈则。钤印:陈则之印
史上最贵的一次移居,背后竟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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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像

葛洪全家人的这次移居,可谓是史上最贵的移居了!他为何搬家?搬家的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为何竟能流芳千古?关于这点,其背后有个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据说,画中人葛洪祖上都是显赫的高官。葛洪因战场立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此后屡次升迁。面对官场的得意,葛洪心里却非常冷静,在政治昏暗,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虚无的,所以他看破红尘,一心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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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移居图另外一个版本《葛稚川移居图》,也出自王蒙之手,画中牵鹿人为葛洪。
当朝廷再次向提拔他时,他婉拒了,并请求去广西做名县令,想就近在那采丹砂炼丹度过余生。得到皇帝的允许后,葛洪就带着全家人搬家。当他走到广东的时候,被当地的官员挽留,隐居在罗浮山里修道炼丹。最后,葛洪就老死山中,后人传说他羽化成仙了。
巧的是,王蒙的人生经历,与葛洪非常相似,做过官,后因社会动乱,朝政衰弱,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于是把葛洪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偶像,想做个那样的世外高人,画了这幅隐逸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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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王蒙

整幅画,从布局上看,多采用重山复岭,萦回曲折的体势,山高林密、涧曲谷深,一派宏深俊伟的气象。王蒙的山水以凸现自然界雄豪郁勃的生命力量为媒介,曲折地传导出画家对浑浊世道的不满和不甘的情思。

王蒙在创作完这些影射隐逸理想的画作后,就因社会动荡,而效仿葛洪去了浙江余杭的黄鹤山隐居。所以,王蒙画的是葛洪,实际也是他自己,葛洪的高风亮节,也是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后,年过花甲的王蒙再度出山,做了泰安知州。后因与密谋造反的官员有交往,被捕且死于狱中。王蒙死后,这幅画更是经历坎坷,它曾被晚清民国历史上蜚声中外的收藏世家苏州过云楼珍藏,视之为珍宝。
虽遇贵人,但身逢乱世,屡遭劫难。1937年,日本人轰炸苏州,顾家也未能幸免。大部分藏品化为灰烬,《稚川移居图》因藏得隐蔽,故避过一劫。此后,顾家后人连夜把《稚川移居图》和其他藏品转移到上海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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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花溪渔隐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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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素庵图 大都会艺术馆藏
文 Ge 期间,顾家遭遇抄家,大批书画均被查抄,《稚川移居图》就是其中一幅。据说,《稚川移居图》被抄后,一位顾家后人以为永失此图,极度绝望下,纵身跳入冰冷的苏州河。
1977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家钟银兰与书画鉴定权威郑为、承名世一起到苏州博物馆,鉴定一批“ 文 Ge ”中抄来的书画,发现此画。后因当时国 家 最 高 领 导 人的亲自过问,原本将申请藏入上海博物馆的移居图,物归原主回到了顾家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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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秋山草堂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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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西郊草堂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何以值4亿,成最昂贵的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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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古书画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千年左右,而这幅保存完好的,拥有了近八百年历史的元代画,更是弥足珍贵。如今尚能见到的元代书画,要么成了各大博物镇馆之宝,要么被私人珍藏不轻易出手,难遇难求,故是金钱难以衡量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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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夏山高隐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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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写作图卷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此画作者“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可谓是山水画高峰级人物。他是大书画家赵孟頫的外甥,其山水画,早年受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开创出独特的“繁线密点”绘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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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代表作 青卞隐居图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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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东山草堂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稚川移居图》是王蒙深具个人艺术特色的成熟之作,也系其迄今尚流于民间而极为罕见的最重要的真迹,所以这幅画是不折不扣的顶级人物的顶级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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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夏日山居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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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煮茶图
更重要的是此画虽为山水,但表现出的更是一种归隐的闲情逸致、一个高风亮节的故事 。所以时间难得、画家难得、故事难得,这三个“难得”就算没有促成了这幅画的4亿人民币的天价,也必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了!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简称“QDLP”)是指在通过资格审批并获取额度后的试点基金管理企业可向境内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试点基金投资于境外一级、二级市场。
2021年4月8日,海南省金融监管局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海南市场监管局、海南证监局印发了《海南省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境外投资试点工作暂行办法》。

对越作战的真正目标不是越南?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雄才大略
1978年,此时的中越关系已经濒临破裂,但越南却似乎丝毫不担心来自北方的军事威慑。这一年10月份的时候,其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在谈论对华政策时的会议中非常嚣张地讲到:
从一开始就要粉碎解放军的企图……粉碎解放军在主要方向上使用150万人的第一梯队的战略决心。
自从越南完成南北统一之后,就开始越发膨胀,希望能够吞并柬埔寨和老挝两国,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做起了不切实际的霸主梦。尤其是在和苏联签订盟约之后,越南更是目中无人。
在1978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中越边境上的摩擦也开始升级,越南多次对中国境内开枪开炮,在其国内也开始实施极端排华政策,因此国际上也开始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会出兵惩戒这个“白眼狼”。
当然越南对于中国出兵的问题是非常乐观的,越军普遍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规模大而已,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都非常落后,所以越南军方对于战胜解放军是非常有信心的。在1979年战争爆发前夕,越南高层甚至在发布的文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战争爆发后,要在一线完全战胜解放军,吃掉解放军的进攻兵力。
你没有看错,越南是想吃掉我们,完完全全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越军精锐第3师会喊出:“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过春节”这么嚣张的口号了。(这里要提一点,2010年越军副参谋长阮哈一曾说:现在越军可以一路打到北京。这么多年过去了,臭毛病还是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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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争打响后,越南就完全傻眼了。许世友的一句“谅山不能留一间完整的屋子”,让想去友谊关吃早饭的第3师被全歼在谅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号称牢不可破的越北防线被我军全线突破,越南首都河内暴露在解放军的装甲洪流面前,一时间整个河内也都乱作一团。
从当解放军已经明确宣布撤军后,越南政府还发动全国动员令就可以看出,此时的越南政府已经完全慌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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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很多人谈起对越自卫还击战,范围也只是在中国和越南两国,另外就是说这是中国交给美国所谓的“投名状”,或者是“围魏救赵”救援被越南入侵的柬埔寨。
但事实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格局和效果其实要远远大于很多人的想象,其实际意义和影响是仅次于抗美援朝的,而这也就不得不佩服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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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纠正一下关于“投名状”的问题,所谓“投名状”就是我要入你的伙,这是我给你的保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投名状,中美关系就不会正常化,也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中美蜜月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中美两国之所以能打破冰封,本质上都是在面对苏联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下,寻求新的战略突破所面临的必然选择。和美国搞好关系这一点在毛主席时期就已经成为外交发展路线,毛邓二人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不可能存在为了和美国搞好关系而去打越南这一肤浅的理由。
另外美国事实上是不希望中国发动对越战争的,理由也很简单,怕惹怒苏联,当时中美刚建交,美国认为这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邓小平访美时就说过要教训越南,其实就是给美国说一声,让你有事先准备,但不管你什么意见,这一仗我打定了,上帝反对也没用。
所以“投名状”一说是子虚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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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围魏救赵”的说法也是比较片面的,支援柬埔寨进行抗越斗争确实是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因为这场战争一开始的定性就是惩罚性的有限战争,连空军都没有出动,可见解放军严格限制了对越战争的规模。
如果只是为了救柬埔寨,那解放军就应该直接攻打河内,至少也要包围河内,这才能给越南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撤军,但事实上解放军在攻下谅山以后就立刻回撤。虽然打开了河内的门户,但是并没有发动进攻,越南也没有从柬埔寨撤军,所以“围魏救赵”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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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自卫还击战除了是反击越南侵略,惩处越南的“白眼狼”行为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打破苏联的扼制,保护自身的战略环境安全,所以战争真正的打击目标其实是苏联。

80年代左右是苏联国力的一个巅峰期,也是苏联南下政策的一个高峰期。一来苏联和印度关系急剧升温,在南亚获得了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二来拉拢了势头正猛的越南,苏联的战略需求和越南的扩张政策不谋而合,双方都相互需要。
此时的苏联势力已经在南亚和东南亚都站稳了脚跟,如果越南继续向南扩张(占领柬埔寨后,越南军队就立刻和泰国军队交战),那苏联就会控制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再到印度洋的这条战略航线,向东可以剑指太平洋,向南可以驰骋大洋洲,这才是苏联的战略目标。
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致命的,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到冰点,如果让苏联控制了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那中国严重依赖进口的石油资源,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航线都会被扼在苏联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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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旦越南对周边国家完成吞并,那越南就会立刻变成一个资源丰富的人口大国,届时中国将面临两个极有扩张野心的大国南北包夹,那对于中国来说地缘环境就相当恶劣了。原本能用于国内建设的资金将会大量投入到军事防御中,改革开放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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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战略包围,留给中国的时间和方式并不多,因为改革开放已定,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是未来一百年国策,一旦有拖延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所以中国需要打一场闪电战来突破苏联的战略围困。
这里要说的是美国是指望不上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代表美国会没有条件地来帮你,美国只不过是想要中国成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而已。而且当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被苏联控制时,就算美国愿意帮忙也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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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越南甘愿成为苏联的打手,那么自然就是中国的活靶子。1979年的对越作战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杀鸡用牛刀”式的闪电战,快速突破快速撤回让中国达到惩戒目的的同时,并没有陷入到战争泥潭中。同时战后双方在边境打了10年,在越北牵制了越南军队60%的军力,还使得越军不得不多次大规模防御性演习,让全国整整10年处于战争状态。
这10年内,越军无法抽出兵力和资源南下,苏联援助的资金和物资也都投入到了越北的防御,根本无力发展经济,浪费了整整10年的发展机会,国内经济、政治都是一片惨淡,明明有大量适合耕种的土地,老百姓却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连当兵的都在饿肚子,在1984年的老山战役期间,越军粮食一度匮乏到七八个人分吃一个鱼罐头。
至此,越南的称霸梦想完全破碎,也粉碎了苏联在中南半岛进行扩张的战略,更是打破了苏联设想的对华包围遏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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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结果无疑更是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苏联的脸上,1978年苏越签订同盟的时候,说得好好的越南遭到军事打击,苏联将有义务帮助越南消除所谓的“威胁”。但事实上当解放军发动自卫还击战后,苏联除了打嘴炮,加大了一些援助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
要知道当初越南之所以敢这么嚣张,苏联在背后撑腰是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越南相信苏联会在中国出兵时南下,因此认为中国不敢出兵,但显然苏联食言了,果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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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战争让苏联颜面尽失,让中国摸清了苏联的底,消除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恐苏症”,打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也开始大裁军,不再在北方维持大量的军事力量来防御苏联南下,使得国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源进行建设发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一个安稳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就没有精力和资源进行改开,而现在已经证明改开对中国有多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意义仅次于抗美援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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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作战并不是仅限于局部战争,而是一场着眼于世界格局的博弈,这一次战争甚至间接影响到了后来苏联的解体,破一点而活全盘,可见邓小平等人的战略眼光和高度实在是常人难以触及的,不得不令人佩服。
来源:九叶派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2004年6月30日,中越有关北部湾划界的条约正式生效,夜莺岛确认归属越南。
协议划归越南了夜莺岛(越南称白龙尾岛bechlongvi)为北部湾中的一小岛,“白龙尾岛”面积约5平方公里,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
白龙尾岛位于海南岛与越南海岸的中间,距海南岛120公里,距越南海防市也是120公里,岛上住有2000中国人。根据两国最新签订的协议,两国边界在东经108度03分

夜莺岛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又称浮水州岛。历史上,广东、海南的渔民,长期把夜莺岛作为鲍鱼生产基地,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人在岛上定居。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马援)。”岛上有两个村庄,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1955年,夜莺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
现在的中国地图上,北部湾中心的那个小岛标注为“白龙尾岛”。那么,中国的夜莺岛是怎么悄没声息地就变成越南的白龙尾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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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资料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本来是无可质疑的中国领土,为什么要送给越南?
原来,越南的领导人胡志明本来是想“借”岛一用的,不料中国气度不凡:借什么借,干脆送你得了!真可谓“量中华之国土,结与国之欢心”。《叩醒中国海》(曹保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书记载:“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
马白山将军是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马白山说:“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海角寻古今》,马大正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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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决定感到很痛心,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别以为当时只是送掉了一个小岛,由于夜莺岛位于北部湾海域中心,越南既而以“白龙尾岛”是越南领土为由,“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李德潮《白龙尾正名》)

之所以毫不吝惜地把夜莺岛送给越南,是由于毛当时正与赫鲁晓夫争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而胡志明领导的北越又是共产国际中的一员,革命战友要点东西,怎么好意思不给呢?

不仅夜莺岛,送给朝鲜的中国领土也有不少,有人统计说有数千平方公里。1950年代之前,中朝边境都是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但整个水面都是中国的,长白山天池也是中国的。为了巩固与朝鲜的“友谊”,50年代后,中朝边境以江中间为界,并将江中的岛屿全都白送给了朝鲜。金日成得陇望蜀,又派人到中国,说长白山天池是金太阳“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把天池的一角划给朝鲜,以便于朝鲜在那里搞个革命教育纪念基地。毛再次表现出他的伟大气度,大手一挥:什么一角?干脆一家一半嘛!于是就把天池的一半划给了朝鲜。这一划不要紧,连长白山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包括著名的白头峰。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便把白头峰改名“将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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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长白山天池
爱国愤青们动辄骂人“卖国贼”,殊不知“卖国贼”这三个字是不能随便骂普通人的,“卖国”是需要资格、需要权力的。草民们连自己住的房子的土地产权,都不是自己的,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有什么条件去“卖国”?

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警方通报航天投资公司董事长张陶打人事件:朝阳公安分局已依法对张某刑事拘留
2021年6月12日12时许,王某年(男,54岁)到朝阳公安分局奥运村派出所报案,称6月6日其和吴某蓉(女,85岁)在朝阳区某小区被他人殴打。
为准确定性,细致还原案发全程,当日警方依法受理案件后,即开展了以下工作:调取案发现场视频录像,固定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走访当晚与双方当事人共同就餐人员、饭店服务员、被打现场目击群众等第三方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传唤违法行为人张某(男,57岁)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询问双方当事人,并对双方陈述内容中的矛盾点进行反复核实;调取王某年、吴某蓉医院就诊的诊疗记录。

经公安机关查实:6月6日19时许,张某与王某年、吴某蓉等人在某餐厅共同就餐,期间张某、王某年酒后发生口角。22时许,张某和其同事分别将吴某蓉、王某年送往位于朝阳区的某小区。22时40分许,张某和王某年再次发生口角,后在王某年住所单元楼道和电梯内,张某多次踢踹殴打王某年。期间,吴某蓉在劝阻过程中因被张某拉拽、碰撞,两次倒地。23时18分许,张某被同事劝开,王某年、吴某蓉上楼回家。后吴某蓉因身体不适拨打120,张某陪同吴某蓉前往医院诊治,王某年在家休息。

鉴于本案中王某年先后于6月11日、6月14日到两家三甲医院就诊,医院就其肋骨损伤情况诊断结论存在差异。根据伤情鉴定有关规定,应当依据肌体损伤及修复的临床情况进行影像学复检,在客观依据充分、伤情明确后方能出具正式鉴定意见。同时,案发后吴某蓉一直住院治疗,无法进行复查及提供完整病历材料,须待其出院后提交相关病历材料并复检,才能进行正式伤情鉴定。据此,警方持续与相关医院、司法鉴定机构会商,跟进伤情鉴定进展。根据身体恢复情况,7月5日,王某年到医院复诊,复诊结果经专家会商后,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了轻伤二级的鉴定意见。

综合事实认定和伤情鉴定情况,7月5日,朝阳公安分局已依法对张某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埃隆·马斯克一直在宣扬要为全世界提供高速卫星互联网,现在,这位亿万富翁的梦想可能很快就成真了。据SpaceX总裁Gwynn Shotwell 上周二透露,星链(Starlink)预计将在9月份之前覆盖全球。

SpaceX最近获得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许可,将其卫星的飞行高度从离地球683至807英里降低到335至354英里,这可能使其能够扩大覆盖范围。

然而,Shotwell也指出,想覆盖全球还需得到各国监管部门的批准。Shotwell表示,星链在11个国家运营测试版,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部分地区。

星链是SpaceX的互联网服务,旨在为全球难以获得互联网服务的地区提供连接。SpaceX公司解释说:“不受传统地面基础设施的限制,星链可以向接入不可靠或完全无法接入的地方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

2009年5月23日,首批60颗星链卫星发射升空,现在,该星座已经增长到1500颗,但SpaceX希望有一天能在轨道上部署4.2万颗卫星。

Shotwell通过网络直播在麦格理集团的一个科技投资会议上表示,“我们已经成功部署了约1,800颗卫星,一旦所有这些卫星进入运行轨道,我们将持续覆盖全球,所以时间安排上应该在9月份。”

但之后我们还要开展监管工作,进入每个国家,获得提供电信服务的许可。

Shotwell说,星链计划总共部署1.2万颗卫星,耗资约100亿美元。

今年5月,马斯克表示,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已收到超过50万份互联网服务预订单,预计在满足需求方面不会出现技术问题。

星链是越来越多的小型卫星制造商之一,其他制造商还包括亚马逊公司的Kuiper、英国的OneWeb、风险投资支持的Planet和雷神科技公司的Blue Canyon Technologies。

据估计,仅星链一项,如果SpaceX获得2500万用户,它每年将产生约300亿美元的收入——是为政府和其他公司发射卫星的发射提供商收入的10倍。

SpaceX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目前有逾1万名用户接入了星链卫星互联网,还有50万名用户在等待注册。

顾客需预付近600美元才能获得,其中包括99美元的月租费,以及499美元的星链套件订购费,其中包括“Dishy”终端、安装三脚架和WiFi路由器。

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

还得说到三星堆被发现之初,那是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市的农民燕道诚5点就起床了。
勤劳的农民起这一大早肯定是为了那一亩三分地,燕道诚也是如此,这一次他需要给安好的水车淘沟。
水车淘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淘干净淤泥,水就上不来,上来的都是泥巴。
而淘沟的人除了燕道诚,还有他儿子燕保青,两人卖力把车厢提开,却淘越深的时候,锄头突然像敲到了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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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东西?
燕道诚用锄头拨弄了几下,露出被敲开的洞,他把头探过去,把洞完全扒开,然后露出了里面的一堆石环。
虽然燕道诚和燕保青都是农民,但这么多看起来就不简单的石环堆在一起,他们怎么可能不怀疑下面有宝贝?
燕道诚不露声色,又把东西掩盖了回去,等到晚上没有人,才叫着全家人一起把所有东西都搬回了家中。
在这些东西里,有圭、琮、玉圈、石珠,当然还有石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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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道诚一家人在猪圈挖了个洞,把他们觉得值钱的东西藏了进去,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就堆在院子墙角,比如说那些个石璧。
石璧真的很不起眼,对于专家来说它还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块圆形的石头罢了。
所以燕道诚把一些值钱的宝贝,拿到集市上卖掉了,但石璧之类就很大方地到处送人、送人、送人,也没管自己孙子在最大一块石璧上刻“燕三泰”。
当然他的大方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除了文物贩子之外,其中还有传教士董宜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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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董宜笃拜托广汉驻军从燕道诚手中借走了5件玉石器,送到华西协和大学给教授戴谦和鉴定。
虽然不清楚其具体价值,但也能鉴定出这最少是商周时期的文物,其研究价值和意义非同一般。
燕道诚一听挖出来的东西原来这么非同凡响,就连忙把剩下的部分文物给戴谦和带去博物馆保存。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意识到这些玉石器的出土地点可能不简单,很快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仅10天,就有文物600多件,虽然随后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但经过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终于有了现在的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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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燕道诚把刻着“燕三泰”名字的大石壁送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不过因为想要留个念想,还有一块石璧就一直珍藏着。
那另一件石璧上刻着的正是“燕三太”,也许是那位叫燕三泰的孩子,长大之后终于知道了自己其实是叫“太”而不是“泰”。
最终这件刻着“燕三太”的石璧,也被燕道诚的儿子燕仁安,于1951年捐给了三星堆博物馆,所以三星堆这里的石璧是“燕三太”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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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燕道诚一家其实是功大于过的,那个年代文物保护意识没有,对文物价值的判断能力更不要说。
燕道诚都能把文物拖到集市上卖,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挖到的东西是怎样的存在,只当是捡到了一个小便宜。
而其孙子刻字的无意之举更谈不上文物破坏,反而让他们有过的传奇经历被人们铭记于心。
燕道诚后来积极上交,燕仁安的无偿捐献,也是值得不少人学习的大义之举。

人类到底有多渺小?

这一切,或许需要从人类到底有多渺小这个问题,开始说起。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地球上的生命体不止是人类,还有数不清的万物,过去的30多亿年时间里,生命诞生后就一直生生不息在地球上繁衍、进化。

在人类眼中,地球是很大的,特别是一直到今天,人类都没有彻底搞清楚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每年也都有新物种之类的被发现,而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更有着太多的未知等待着人类去挖掘。

所以,地球很大,即使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毕竟,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去过几个地方,哪怕是走马观花的旅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去过的地方都是屈指可数的。

不过,如果你将地球放在太阳系之中,那么,地球就不再是一个庞然大物了,毕竟,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它的体积是地球的1300多倍,这是什么概念呢?1300个地球加在一起,都组不成一个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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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木星之后,还有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它们各个都比地球大得多,由此可见,地球在太阳系之中,就不是什么很特别的存在,当然,如果日后在太阳系其它星球上真的找到了外星生命,那么,地球也就显得更加普通了。

而这还只是在太阳系之中。如果我们再放大一个尺度,将地球放在银河系中作比较,那么,地球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为何这么说呢?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至少有1000亿颗,即使其中只有50%的恒星周围拥有行星,而且还只是拥有1颗行星,那么,银河系中行星的数量也至少有500亿颗,自然,在这个壮观的数字面前,地球也就更无优势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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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宇宙之中,类似于银河系的大星系,科学家们初步判断的结果是:至少有2万亿个,银河系在宇宙中都是忽略不计的存在,更何况太阳系和地球呢?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相继发射了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如今,它们也都飞抵太阳系边缘,假设奥尔特云不存在,它们也都已经离开了太阳系。

当它们飞抵太阳系边缘的时候,曾经为科学家们传回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太阳系的全家福,不过,所有的科学家在看到这张照片后,却都纷纷沉默了,因为在这张照片中,地球很难去辨别出来,它只是一个很难发现的小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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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在我们心目中无比庞大的地球,在227亿公里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圆点,而在这个小圆点上,却有着无数的生命生活在上面,地球在这张照片上,也真正变成了微观世界般的存在。

也正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科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起地球,重新审视起宇宙。很多过去不相信有地外生命存在的科学家,也都开始相信地外生命的存在,因为宇宙太大了,地球渺小到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又何谈特别一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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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外星生命一定存在?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因为地球太小了,宇宙这么大,如果只有地球存在生命,这才是宇宙中最奇怪的事情,相反,如果人类证明了外星生命的存在,那么,宇宙才会显得没有那么奇怪。

前段时间,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再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地球并不是银河系中第一批生命星球,因为大约60多亿年前,第一批生命星球就已经诞生了。

而且,在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银河系中的最佳地带,事实上也并非如此。通过大数据建模分析,研究者发现,真正银河系中的宜居带,是比太阳系还要偏远的银河系“郊区”,也就是银河系的最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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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们第一次在宇宙中发现了系外行星的存在,一直到今天,已经有数千颗系外行星被发现,而且宜居行星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加。

而另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发现是:在距离地球4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α星系统中,就至少存在着2-3颗的宜居星球,几个月前,科学家们已经接收到了来自于半人马座α星系统中的无线电信号,认为这个信号的产生,一般都与天文活动有关。

这也让很多人担心,刘慈欣小说中的三体文明,或许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类以为这不过是科幻小说,可是现实中,这或许是真实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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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年龄已经有138亿岁了,大约130亿年前,第一批恒星就已经诞生了,而且第一批行星也开始孕育,当然,早期宇宙中的各类元素不充足,或许无法让最早的行星上诞生生命,可是尽管如此,研究者认为,宇宙中最早的文明也要比地球提前出现30-50亿年的时间。

想一想这是非常可怕的。当如今70多亿人生活在地球上,认为地球非常大,而且未来还会承载100亿人口甚至更多的时候,却不知道我们事实上在外星文明的眼中,不过是最低级的存在,而且包括地球在内,都是渺小如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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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如果不是旅行者系列探测器,为地球传回这张“太阳系全家福”,或许人类至今也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人类文明想要延续,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强大自己,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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