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王昊说财富

临危受命太突然

胡佳佳就任公司董事长，其实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

2016年1月，美邦创始人周成建被传因涉嫌徐翔案被警方带走，美邦服饰随后宣布紧急停牌。

等到当年11月，周成建辞去董事长、总裁职务，由胡佳佳接替。

其实，除了女儿之外，周成建还有其他子女，并不是像宗庆后那样只有一个孩子。

但是，大儿子胡周斌对管理家族企业兴趣不大，目前更知名的身份是大码女装BloomChic的主理人。

至于小儿子周邦威，虽然更受父亲喜爱，连名字都跟公司名重合，但是，周邦威出生于1996年，父亲出事的时候，他只有20岁，难以承担重大责任。

因此，当时刚刚30岁的胡佳佳，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个人履历并不弱

胡佳佳的个人经历、学历等方面，都并非等闲之辈。

她出生于1986年，曾在阿斯顿大学学习市场营销专业，还曾取得伦敦马兰戈尼学院时尚营销硕士学位。

只是，离开校园之后，“好运”二字似乎就与她渐行渐远。

毕业之后的2011年，她便加入家族企业美邦。

然而，自从2012年开始，美邦营收和净利润都走向下坡路，同比均下降4%，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30%。

而自从接受美邦成为董事长之后，经过诸多努力，并没有挽回颓势。

父辈埋雷多

美邦前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走寻常路”，和当时流行的港台时尚走在了一起。

请到周杰伦代言的美邦，由此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发展得顺风顺水。

2011年是公司的极盛时期，全年营业收入99.45亿元，比2010年的75.00亿元增长32.59%；实现净利润12.06亿元，比2010年的9.63亿元增长59.13%。

而到了2012年，公司的店铺数量高达5220家，其中直营店铺就有1306家。

只是，就在公司到达极盛的前夕，优衣库和ZARA进入内地，掀起了全新的国际范儿潮流。

美邦每年推出的新品，大概在200个左右。

然而，优衣库和ZARA等公司，一年可以推出5000个左右的新品。

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尝试，总有一些品牌能让消费者喜欢上。

量大管饱多方尝试，始终会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后来出现的Shein，同样是在用这个思路来争取优势，一年十万个新款推出，让优衣库和ZARA也难以抵挡。

对于胡佳佳来说，美邦过去的一贯做法，相当于父亲无意中给自己埋了个雷，而她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为了拆除这个雷。

速度太慢很致命

从Shein等竞品的成功路径来看，美邦想要重获新生，就需要在新款的推出速度上，尽可能地跟上对手。

至少也要用数量较少但是款式很多的新品，来迅速测试时长的反应。

当弄清楚哪些是爆款之后，就迅速跟进，大量生产，占领市场。

然而，数据这个问题就让胡佳佳相当头疼。

她接手之后，美邦的销量已经比较差，而且过去高速发展期间开了许多线下商店，因此消费者的喜好等数据反馈起来又慢又少。

甚至难以支持公司迅速筛选出时下的爆款。

美邦平均半个月左右才能收好一轮线下店铺提供的客户情况数据，而shein等公司最快只需要一天，就可以从线上店铺迅速整理出客户喜好相关数据，从而完成对生产端的调整。

存在如此大的劣势，很难在年轻人市场获得足够的份额。

胡佳佳只能一边重建美邦的新品设计团队，一边拆解父亲留下的完全不适合当前版本的各种制度规划。

为了还债，她不断卖掉美邦的房子，勉强维持下去。

2019年到2022年上半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邦已经累积关闭线下店门超过2000家。

有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城市的美邦线下门店已经难以寻觅，进店之后会看到到处在打折促销，某个旧款羽绒服甚至1.5折出售。

哪怕富二代勤奋肯干，也抵不过天时地利的大势所趋，能勉强维持目前的局面已经算不错。

突然接手难顺利

像胡佳佳这样突然临危受命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并不少见。

而其中大部分并不能真正打开困局解决问题，真正接手之后让公司顺利发展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2003年，山西钢铁剧透海鑫钢铁集团的创始人李海仓突然死于枪杀，其子李兆会当时正在海外留学，闻讯火速回国接任。

22岁的李兆会接手之后，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让市值40多亿的企业成为了一个空壳，最终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

2019年，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因涉嫌猥亵9岁女童，于7月1日在沪被采取强制措施。

其子王晓松火速接任董事长。

接手四年多以来，王晓松经历过左膀右臂的离职，全新发展战略的规划，如今时日尚短还看不出来未来如何，暂时进入了比较平稳的阶段。

这已经是比较不容易的。

多子多孙仍不够

宗庆后只有一个女儿，于是无论如何基本上会确定女儿继承公司。

周成建有两儿一女，因此，哪怕大儿子无心继承家业，小儿子尚未成长，依然可以让学有所成的女儿继承自己的位子，撑过了艰难的7年。

对于高净值家族来说，多子多孙永远是最有希望的策略。

毕竟，一旦子孙后代的数量增多，那么总会有一些人非常成才，能力足以继承家族产业。

然而，就算这样，依然有可能遇到“所有子女都不成才”的情况，需要用职业经理人等制度来补完传承道路上的缺憾。

传承安排永不嫌多

家族企业的传承，总是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平稳传承给下一代，可能遇到时代变迁国际局势变化，导致二代继承之后大不如前甚至将家族产业经营得一团糟。

突如其来的一代去世，二代被赶鸭子上架，在继承之初就可能充满波折，之后是否能平稳传承，更加非人力所能决定。

只有一个子女，传承的选择会非常狭小。

而如果子孙众多，也并不能保证其中一定有人成才；一旦大多数子女都很有才华有野心，那么反而可能出现多子争夺继承权，拖垮公司的情况。

因此，对于公司来说，考虑传承问题，永远需要从当下就开始，永远不嫌太过提前。

显微镜下的纳米颗粒

当小的微塑料颗粒继续分解时，就会形成更微小的物质。这意味着，只要有大量的微塑料存在的地方，就可能形成更多的纳米塑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微塑料的地方——专家团队在冰川、人类血液和空气中都发现了微塑料。

为了检测小颗粒，科学家们使用各种尺寸的筛子。筛子越细，检测到的颗粒就越小。然而纳米颗粒小到无法可靠地从水中分离，它们比一微米还小——一粒沙子大约是它的 63 倍，相比之下十分巨大。

最近，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使用激光代替筛子。当激光束击中某些塑料分子时，分子们会开始振动，并在显微镜下可见。研究人员检查了来自美国商店中一个品牌的三个不同水瓶中的水（该团队没有透露品牌名称），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UFZ）的毒理学家库内尔（Dana Kühnel）说：“这项研究首次从塑料瓶装饮用水中检测到纳米塑料……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能揭示其所含纳米塑料类型的更多细节，比如形状等。”

科学界此前不仅难找到这些颗粒，而且难以确切地分辨出它们是什么形式的塑料。现在的这项专门开发的算法帮助研究人员更精确地测定了样品中10%的纳米颗粒，区分出七种类型的塑料。虽然其余部分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所检查样品中纳米颗粒的浓度远高于微塑料的浓度。

研究人员发现的颗粒包括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它是用于制造许多瓶子的原料。当PET瓶被压缩或加热，或者当盖子再次打开和关闭时，都会掉落微小颗粒。

另一种特别频繁出现的种类是聚酰胺，这是用于服装生产的纤维。人们每次洗涤衣物都会将小颗粒冲入水循环中。而这些小颗粒会在污水处理厂等不同的地方与水反复接触，塑料每次接触都会散发出更小的颗粒——只不过我们的肉眼看不见。

微塑料——比纳米塑料大很多倍

水中的塑料类型对于评估污染对人类和环境的潜在后果至关重要。库内尔说：“并非所有塑料都是一样的。例如必须区分球形颗粒和纤维状颗粒：球形颗粒更容易排出体外，但纤维颗粒可能会在体内积聚。另外塑料微粒的质地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意大利面，煮熟的意大利面很滑，未煮熟的意大利面很硬。”

通过呼吸吸收纳米纤维方面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比如哪些特别形状和大小的微粒可以迅速和顽固地沉降在肺部，相对于哪些微粒身体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等等。但通过液体摄入吸收到胃肠道的情况下，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而言，还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纳米塑料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颗粒越小就越容易迁移。比如一项研究发现，纳米塑料甚至可以进入大脑。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塑料进入人体的浓度和时间。婴儿比成人更容易出现后遗症，患有既往疾病的人比健康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比如哮喘患者如果通过肺部吸收了微粒，可能会加重症状。另外纳米颗粒会导致男性生育能力的恶化。

很难说目前来自美国的结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瓶装水的态度。

然而，即使不喝塑料瓶水，所有的水循环中也都存在塑料微粒。不得不说，我们已经被纳米塑料包围，无法逃脱。防止纳米塑料进一步扩散到环境和人类中的唯一方法是减少其来源。

换句话说：总体上减少使用塑料。

马云增持阿里，顶级富豪开始抄底！

今天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马云、蔡崇信大幅增持阿里集团。此前曾谣传，马云大规模抛售阿里股票，触发阿里股价大跌。可实际上，马云一股没卖，反而开始抄底，联合蔡崇信大肆买入阿里股票，真正在抛售的是日本软银集团。软银持有阿里股票已经从28%，下降至不足0.5%，几乎接近于卖完了。马云跃升为阿里最大单一股东。

为什么软银会拼命甩卖阿里股票？这个原因特别简单，就是亏太多了，不套现阿里股票，孙正义没法跟投资人交代。

2019年，软银亏掉126亿美元，
2020年，软银又亏262亿美元，
2021年，软银再亏131亿美元，
2022年，软银巨亏320亿美元，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软银还在亏。

全年亏损还没出来，但半年亏掉了95亿美元，全年亏损必然居高不下。

可以说，在孙正义的投资生涯中，投资阿里赚到的钱，几乎全部亏光了。软银不断套现阿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填坑，孙正义要被投资者堵门了，软银恐怕有破产倒闭的风险。投资阿里集团，是孙正义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当孙正义在卖股票的时候，阿里集团则在大肆回购。仅2023年，阿里集团就斥资95亿美元，回购了8.979亿股，连续5年回购。不管外界怎么看待阿里，阿里集团还是坚定地看好自己。马云、蔡崇信在这时抄底阿里，也能以更低的成本，买入更多的阿里股票。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被严重低估，在交完182亿的巨额罚款以后，阿里业绩迅速打正。2023年第一季度，阿里集团归母净利润高达343亿，第二季度也有277亿，第三季度则达到335亿，全年净利润轻松超过1000亿。

腾讯集团前三季度的净利润总和同样达到了881.91亿元。其中，腾讯第三季度净利润大增39%，达到449亿元。看似不太景气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小企业经营比较艰难，对行业龙头而言，只是增长放缓了，成本压缩后，利润依然处于高位。

第二件事是华盛嘉有限公司抄底香港房地产，以8.38亿港元的价格，买入太平山顶卢吉道豪宅，成交价约为每呎7.17万港元。这个“呎”，是指英尺。一平米约等于10.764呎，换算过来的单价就是77.17万港元/平米，折合人民币70.8万元/平米，额外还要缴纳1.257亿港元的税费。可即便如此，这栋超级豪宅依然比高峰时期，降价了70%。

买家疑似是迈瑞医疗创始人徐航家族。华盛嘉公司的董事为谷芳，与徐航的妻子同名同姓。拥有如此财力，且同名同姓，几乎就可以确定为同一个人。徐航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士转而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主要研究电子医学设备。毕业后，徐航加入深圳安科医疗设备公司，率先研发了中国第一台彩超。

1991年，徐航联合李西廷、成明和，三人一起创立迈瑞医疗。经过30余年发展，迈瑞医疗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生产商，尤其是呼吸机，市占率超过40%，雄踞中国第一。

但徐航的资本版图不只是医疗，还专注于高端房地产，鹏瑞集团创始人就是徐航。著名的深圳湾一号，就是鹏瑞集团一手打造的。换句话说，徐航是顶级豪宅深圳湾一号背后的老板。

不仅是医疗大佬在抄底房地产，还有山西、内蒙古的煤老板也在疯狂抄底豪华酒店。像上海虹口三至喜来登酒店、南京金奥费尔蒙酒店、重庆解放碑威斯汀酒店、宁波远洲大酒店、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等，基本都被传统实业集团给拿下了。煤老板们进军一二线城市，大肆购买写字楼，商业大厦以及高端酒店。

煤老板们这么有钱，是因为他们低调太久了，手里攒了大量的现金。其中，在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间，煤炭价格上涨，煤老板们学会了低调，闷声发财，狠狠地赚了一大笔。

其中，上海宝格丽酒店则被江苏金峰集团买走了。这是一家生产水泥的大集团。中国的财富并没有消失，只是从一波人的手里，转换到了另一波人的手里。腾讯集团也以低价竞标，斥资64.2亿元，拿下清华大学附近的7万平米地块，兴建大型办公楼。字节跳动集团同样南下深圳，7.74万平米的建筑用地，建造深圳总部大楼。

当传统民营房企拿不动地的时候，互联网公司、传统煤炭集团、水泥大佬、医疗大佬们纷纷出手，大规模抄底。

这个时代不是赚不到钱，而是钱主要在上层流动。这些投资、交易都在发生在富豪与富豪之间，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暂时也蹭不上一口热汤。

盘点3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谁是“头号”债主？

在年中提高了债务上限之后，美国国债在10月5日又创下33.5万亿美元的新高。9月底，美国参议院以足够票数通过了为期45天的短期支出法案，为政府提供自然灾害援助资金，也避免政府发生停摆。自2019 年以来，美国国债的债务总额快速上涨，截至2022年底，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为31.42万亿美元，相当于是美国2022年GDP的1.2倍。媒体报道中常常提到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让我们细剖美国国债的债权人结构，看看谁是美国这庞大的33.5万亿美元巨额债务的债权人?

美国国债的债权人结构

美国财政部将美国国债的持有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公众持有人，个人、公司、州或地方政府、美联储、外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以外的其他实体持有的所有联邦债务，属于联邦政府对外债务，占美国国债总额的79.13%；

另一类是美国政府信托基金、共同基金和专项基金和联邦融资银行证券，以及政府账户持有少量可交易证券，属于联邦政府内部债务，占美国国债总额的20.87%。

资料来源：U.S. Treasury Monthly Statement of the Public Debt，2023年8月。

与许多媒体渲染的有所不同，美国国债持有量最大的占比其实来自美国国内，美联储和联邦政府持有美国国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在过去十年中，外国政府的持仓占比从34%左右的水平下降至24%，持有占比实质上在持续下降。

那么，为什么政府要欠自己的钱呢？美联储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投资美国国债的财务理由，增加美国国债作为主要资产来源于两轮量化宽松。第一轮是次贷危机的冲击，美联储先后通过增加购买MBS和国债来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使得美联储的总资产从2008年初的9000亿美元提升至2014年底的约4.5万亿美元。第二轮是新冠疫情的冲击，美联储总资产由2020年初的4.2万亿美元大幅扩张到8.9万亿美元，目前缩表至7.98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10月18日，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4.92万亿，占其总资产的61.65%，其中短期国债、中长期国债（名义型）、中长期国债（通胀指数型）以及通胀补偿(指通胀对通胀指数型中长期债券本金的调整量)分别占比为4.77%、85.53%、7.42%和2.27%。美联储持有的国债通常来自二级市场买入，而非一级市场投资。

而另一些政府机构，如社会保障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则是因为获得了超出它们支出所需的额外收入，相比于持有现金，它们更愿意投资与现金几乎一样安全的美国国债以获得超额收益，在需要支出时，它们可卖出美国国债以获得资金。

除此之外，在报告的美国国债持有人当中，先锋领航投资（Vanguard Group）、富达资产管理（Fidelity）和贝莱德基金（Blackrock）是持有美国国债量前三大的投资人，分别持有5259亿、4615亿和314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三家资产管理巨头的总部分别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

资料来源：Treasury Bulletin December 2022,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Bureau of the Fiscal Service. 截至2022年6月。

谁是最大债权国？

在占比约25%的外国政府/地区投资人中，日本和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人，其后为英国、卢森堡、比利时和瑞士。截至2023年7月底，日本持有1.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8218亿美元，合计占外国政府/地区投资人持有总量的26%。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人，例外发生在2016年末，中国累计抛售1880亿美元美债，创历史最高纪录，中国短暂地将“头号债主”的交椅交给日本。自2019年来，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绝对数值发生分化，中国开始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持有数量创2010年以来最低，而日本则持续增持，“头号债主”的交椅正式让位。

资料来源：U.S. Treasury Monthly Statement of the Public Debt，2023年9月。

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中日两国自去年以来整体也是抛售美国国债的，去年至2023年7月底，日本累计抛售了1883亿美元；中国则累计抛售了2180亿美元。在前十名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英国、卢森堡、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仍在坚定地增持。同样在这段时间内，上述国家分别增持了131亿、221亿、471亿、175亿和742亿美元。

减持美国国债的新闻不绝于耳，但从数据上来看这并非前十大投资人的一致行动，更多程度上应被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

从我国的角度来看，我国在今年3月其实是增持了20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方面是当时的市场判断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美债收益率上升趋势放缓，投资美债的收益可期；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市场乐观预期认为经济的基本面可以支撑汇率。当然，可能也有中美关系缓和、为布林肯访华做铺垫等因素。

在短暂的增持之后，中国又持续减持美国国债，直至规模创下近14年新低。主因还是宏观市场的变化使得中国在外汇储备策略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美联储加息的进程没有停止，美国通胀、就业以及零售销售等数据持续强势，美债收益率接连走高，减持美债可规避利率上行所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我国的经济复苏并不牢固，地产危机进一步蔓延，美联储加息和外资流出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抛售美债换取美元可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的汇率压力。在减持美元的同时，我国将储备资金投向了黄金等非美元资产，黄金持有量从年初的6512万盎司增加到了9月底的7046万盎司。

虽然美国借助“美元霸权”在扩张美债规模，让全球各国都共同承担债务风险，市场或早或晚会难以消化不断增长的美国国债供应量。但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最具流动性的“无风险”资产，仍然发挥着锚的作用。因此，理解美国的“债主”，更多应从投资意义上来判断。

别再印钱了--中国货币总量已超过美+欧的总和了
中国货币总额竟是美国两倍？比美国欧盟加起来还多......

近日，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篇调查报告，深入剖析了江苏省全国百强县经济发展模式与启示。

县域经济发展的“江苏模式”为何能成功？“江苏模式”是如何成功的？一起来看。

江苏省全国百强县经济发展模式与启示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是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强基固本、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成果卓著，不仅在全国百强县榜单位居前列，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常熟模式、昆山模式和如皋模式，显示出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发展潜力大。研究江苏省全国百强县发展的特色模式，从中总结成功经验，有利于为其他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从而进一步推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富民强国的基石”，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商业体系，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2022年5月，《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补齐补强县域短板弱项，加快建设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进一步明确了县城在推进城乡融合、促进产业发展和扩大内需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县域经济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2020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 2% 的土地、7% 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说明百强县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是，现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存在整体实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原始初级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截至2022年，全省共有25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榜单，上榜数量全国第一，而且长期独占全国百强县前三位。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验，对全国其他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01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经济总量大。江苏省县域经济体量大，2015—2021年，江苏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稳定增长，年均增速超过6%。同期，江苏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43%左右，对江苏省经济有较大的贡献。从县域经济总量的结构梯度分布来看，截至2022年，江苏省有25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榜单，占全省县域总数的63%，21个县的GDP进入全国“千亿县”行列，而能进入全国百强的大部分县生产总值均在400亿元以上。可以看出，江苏县域经济总量结构较为稳定，梯级分布较为合理，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产业结构优。从江苏省县域产业近五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江苏省县域非农产业占比超过90%，居于主导地位，发展势头好，经济结构非农化水平高。2018—2022年间，江苏省县域三次产业结构由2016年的7.1∶48.3∶44.6调整到2022年的6.8∶44.6∶48.6，其中，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接近7%。第二产业占比较为稳定，县域工业实力较为强劲，是江苏省县域发展的特色和优势。第三产业始终保持增长趋势，2022年赶超第二产业，发展优势进一步增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凸显了江苏省县域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对外开放水平高。江苏省县域整体对外发展水平较高。利用外资数据显示，2020—2022年间，江苏省各县域平均实际利用外资89.95亿美元。同期，从江苏省县域实际利用外资具体情况来看，江苏省县域合资经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759623万美元、723585万美元、724770万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江苏省县域合作经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28181万美元、9470万美元、3857万美元。根据江苏省县域出口总额统计数据，江苏省县域出口总额数量大，同期江苏省县域出口额分别为14978亿元、14788亿元、9806亿元。充分说明江苏省县域引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发展水平较高。

财政收支稳。根据2018—2022年统计数据，江苏省县域公共预算收入整体上规模较大，且呈稳步增长的趋势，财政保障能力比较强。2022年，江苏省各县域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77亿元，同比增长0.9%，占同年县域GDP比重的6.8%，说明江苏省县域经济整体效益较好。同期，江苏省县域的公共预算支出不断增加，年均增速达到9%，说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同时，江苏省县域财政始终保持了较高的财政自给水平，江苏省县域财政水平较高。

人民生活富。统计数据显示，2018—2022年，江苏省县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837元，县域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94元，县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570元，均高于同期全国县域平均水平。2018—2022年，江苏省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0250亿元、10692亿元、11999亿元、13467亿元、12892亿元，基本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反映了江苏省县域消费品市场总规模大，整体消费水平较高。2018—2022年，江苏省县域居民住户存款年末余额稳定增长，2022年末存款余额总额达49554亿元，说明江苏省县域住户相对富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富裕程度比较高。

02 江苏省全国百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模式

“模式”是区域经济文化的产物，是当地基于各自的相对优势自主探索的成就。江苏省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创造了昆山、常熟、张家港等众多极具竞争力的典型发展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先进性和借鉴价值。

昆山市——深度开放协同，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江苏省县级市昆山，是典型的外向经济主导型发展模式。其立足本地的比较优势，通过本地特色产业参与国际贸易，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昆山注重发挥外资的带动作用和外贸的溢出效应，大力实施外向带动、民营赶超和服务业跨越发展战略，形成以外促内、内外并举、外资民资融合发展的局面。

从20世纪80年代伊始，昆山敢闯敢试，抓住机遇，利用其毗邻上海优势，紧跟国家试行对沿海地区开放的政策，加大引进外资力度，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昆山大胆进行革新和探索，大力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兴建开发区，形成全市工业的开放性格局，大力推动出口贸易，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如今，昆山结合国内外形势，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释放国内循环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区域合作新高地，推动本地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继而确立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目标。

张家港市——紧跟数字红利，突破县域高质量发展瓶颈。张家港市是中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发达县域经济体的代表。2019年，张家港市三次产业比例为1.1∶51.4∶47.5，从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来看，重工业产值占比77.1%。张家港市以重工业为主且集中度高，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机电、建材等行业。与常熟、昆山等以轻工业为主的县域相比，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是其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张家港结合自身情况，紧跟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走出了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结合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巩固自身优势的模式。一是把智能工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结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方向，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二是立足优势产业，加快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升经济效益。三是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结合数字技术构建新兴产业发展集群，多措并举，发展县域经济，突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

常熟市——聚集创新资源，构筑产业生态新高地。常熟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秉承“创业、创新、创造”的“碧溪之路”精神，奋力开创产创融合驱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常熟模式。其面对创新要素难以集聚、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困境，注重科创工作，走出了一条县域创新驱动的协同发展之路。一是优化创新资源布局，创建一批结合实际不同级别的创新主阵地，集聚创新资源。二是特色科技镇长团制度，引领高水平科研人才奔赴一线，立足乡镇，服务企业，与乡镇对接，与企业对接。通过镇长团的架桥牵线，加深产学研相互联系的渠道，连通高校和企业提升基层的科技创新管理能力。三是明确战略定位，常熟精准定位创新发展的新方向，壮大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建设新平台。苏州在生物医药领域领跑全国，常熟结合自己的本土优势，也建有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研究基地。

03 江苏省典型县域经济模式发展的经验

完善扩权强县相关政策，坚持体制机制变革。扩权强县是江苏省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经验。目前中国县域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管理层次和束缚过多，县级政府自主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力过小，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制约。完善扩权强县政策，坚持体制机制变革，有利于打破壁垒，促进县域内循环与县域间外循环。

江苏省积极推进扩权强县向“两头”延伸。一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赋予县一级政府更多自主权。同时，通过采用省管县财政模式，促进财政权和行政权层层下放。二是探索强镇改革，扩大中心镇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激发其发展活力。江苏省“两头”延伸的模式有效改善了传统“市管县”的弊端，极大地解绑了县域经济，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

注重开放合作，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表明，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促进县域对外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深入贯彻稳外贸、稳外资、优结构、稳增长、提质量的措施，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政府层面来看，第一，江苏省县域政府不断完善现有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为投资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第二，提升引入外资的质量，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贸易模式，推动对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完善国际物流体系，使生产消费物流各个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外市场有效实现良性循环，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从企业角度来看，江苏省县域企业立足本土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依托本土品牌积极推动出口和走出去，深度融入国际贸易。

坚持区域一体化发展，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江苏省注重都市圈发展，通过建设都市圈协调机制，促进南京、苏锡常、徐州都市圈协同发展，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进一步促进周边县域协同发展。邻近主城市的县域则要积极抓住城市群建设的机会，融入城市群建设的链条当中，承接城市的产业转移，吸引高端要素的聚集，谋求共赢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强各县域之间传统的竞争关系，加强县域经济横向联系，取长补短，在联动中促进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坚持数字赋能，加快产业转型建设。县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破解诸多高质量发展难题的重要举措。江苏省县域深耕数字领域，始终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以数字化建设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出路，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第一，全力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改造工作，以智慧车间、智能工厂为导向，解放新动能，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提升基础设施的配备水平。第三，努力发掘新业态，利用“互联网+”技术，以短视频、直播为核心推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创新公地平台。江苏省县域抓住机遇，推动一系列保护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落地见效，积极承接优势创新资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实施“标准领航质量提升工程”，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品牌，支持具有先发优势的领军企业融入。江苏省一些县域先行先试，注重包括高端科研设备和先进人才在内的创新资源汇聚，从而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建设，如昆山的人才科创研究中心、常熟的科技镇长团、江阴的诺奖研究院等。

江苏欠发达县市主动接轨中心城市，利用中心城市的优势推进飞地建设。通过建设园区载体，融入高端产业链，探索合作推进新一轮“反向飞地”，吸引优质资源和项目入驻“飞地”，提升县域创新能力。

04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典型模式的启示

促进县域放权赋能，提升县域治理能力。参考江苏经验，其他地方应当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县域管理“松绑”。同时优化服务，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上下功夫，形成“治理一盘棋”思路，提升就医、出行、办事、就业等民生服务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下放更多县域管理的权限，赋予县域经济更多人权事权，坚持财权事权相匹配原则，平衡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江浙地区县域经济的成功无不源于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发展县域经济时，要针对县域发展实际，从制度体系和方式方法方面创新县域治理体系。结合县域县情特点和实际情况，在引导多主体参与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技术，不断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着力构建“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民意化考评”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开放活县，坚持高质量对外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一直走在开放的最前沿，尤其是昆山、常熟等地，其经济强县的重要特征就是对外经济发达。县域经济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的比较优势和特色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坚持对外贸易发展，加大各县域对外贸易发展力度，破解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和难点问题，提高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高质量引入外资。同时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加大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放合作，发展跨境电商，走高质量对外发展道路，促进县域外向型经济发展。

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共享发展资源。江苏模式的成功经验说明区域强则县域强，协同有利于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应始终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结合区位优势，融入区域发展布局。在省域层面，注重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提升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发挥大城市对周边县域的核心带动作用。一方面，各县域要明确在城市领域的分工，利用地域优势，纵向承接来自大中城市的产业、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资源。另一方面，各县域要加强与周边其他县域的横向联系，强化县域间的联动发展，尤其是产业联动，共同承担产业园区建设，加强产业的交流与发展，促进县域在合作中发展、交流中前进。

加快数字转型，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发展县域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顺应市场数字化发展趋势，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向数字化产业领域，引导各类县域经济的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激发传统产业的增长活力；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应用新一代数字技术，用大数据技术创造更多的创新价值，促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大对 5G 网络、半导体、生物医药、物联网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同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谋划数字经济新职业，增加数字就业机会，打造完整数字服务链条，开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立足创新发展，增强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坚持创新驱动县域发展。一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制，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制。深化科技项目资金管理改革，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实现科技、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围绕新兴产业、优势特色产业，以推动转化为核心，支持科技成果在县内转化。二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进园区创新建设。要推进企业创新平台建设，面向重点领域，借鉴江苏省“科研团队+龙头企业+产业基金”模式，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三是要加快引进高水平人才。重点支持优秀人才或人才团队牵头开展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调动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健全创新生态体系，加快产品孵化和项目落地的速度，引领产学研深度融合。

作者：方伶俐 田梦涵 彭紫怡 黎昊阳，方伶俐系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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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县域经济》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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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满华

编辑丨张丽娟
投资协议只有5-6页纸，既不是股权也不是债权，这样的天使融资你见过吗？

这种新型融资方式名为SAFE（Simple Agreements for Future Equity），即“未来股权简单协议”，是硅谷一种流行于早期阶段的融资方式。

与目前主流的“现购现股”的传统融资模式不同，SAFE模式下，投资人先对企业进行现金投资，当未来某个特定事件（例如下一轮融资）发生时，才会按照折扣价将投资款换算为股权，通常情况下，这个折扣是7到9折。

简单来说，SAFE就是用低价购买未来股权的一种融资形式。

目前，这种新型融资方式正在硅谷初创企业中大受追捧，并成为美国早期项目投资中常用的融资工具之一。

硅谷明星创业公司Airbnb和Dropbox就曾使用SAFE协议进行融资，著名孵化器Y-Combinator（以下简称“YC”）更是通过SAFE投资Zenefits，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估值实现了10倍的涨幅。而随着Web 3.0的兴起，SAFE协议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投融交易的谈判桌上。

不过在与投资人交流的过程中，小饭桌发现，国内对于这一新型融资模式的关注度并不太高，甚至直言该模式并不适合“国内的创投土壤。”

热情不高的背后，是一场关乎LP、GP以及创始人之间微妙的“信任危机”。

当DPI成为悬在国内机构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投资人的出手变得越发谨慎，天使轮按照A轮标准去要求的例子屡见不鲜，而市面上大多数成功融资的项目背后往往伴随着一纸回购协议。

这一语境下，一次赌上投资人的全部信任、且对其没有实质性担保的一次风险投资，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

SAFE融资经典一役：一年估值涨10倍

严格来讲，SAFE融资并非新鲜产物。早在2013年，硅谷著名孵化器YC就对外推出了初版SAFE标准协议，此后还不断在互联网上对SAFE文本和条款作开源分享和更新。

SAFE融资创设的初衷，实际是为了简化种子和天使投资的过程，帮助初创企业和投资人节省法律费用，减少谈判投资条款的讨论时间。

“正常情况下，要完成一次股权融资，可能会耗费投融双方几个月和数十万元的费用。一份早期投资协议少则数十页，多则超过百页的也有，双方可能一半以上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文本谈判上。”专注投融资业务的律师Sophia（化名）告诉小饭桌。

而在SAFE模式下，协议中没有与传统投资协议相同的条款和条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协议条款谈判，以往五六十页甚至超百页才能理清楚的投资条款， SAFE协议只用几页纸就能搞定。初创企业和投资者需要做的，只是把谈判重点放在未来的估值上限和折扣率这两项内容即可。

过去10年间，众多创业公司都曾使用SAFE进行筹资，有些项目也为SAFE投资人带来了超额的回报。

比如硅谷明星创业公司Zenefits，这是一家云端HR服务公司。2013年成立之初，Zenefits就通过 SAFE 协议和 YC达成了数十万美元的早期融资。

随后的故事是，2014年年初和年中，Zenefits连续完成了A轮和B轮两轮融资。B轮融资后，Zenefits 的估值达到 5 亿美元。2015年4月，Zenefits再次获得 C 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45亿美元。《福布斯》曾在2014年把其列为增长最快的创业公司No.1。

虽然YC并未对外公布这笔SAFE投资的具体回报，但假设其在公司A轮融资时行使了转股的权利。也就是说，YC持有的Zenefits股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估值就增长了近 10 倍。

同样让YC赚的盆满钵满的还有GitLab。GitLab是一家SaaS公司，主要提供Git代码仓库托管服务，并提供代码审查、代码分支、代码自动化部署等功能。

发展初期，GitLab就获得了来自YC和其他投资者的SAFE融资。随后，公司连续获得了A轮、B轮、C轮、D轮、E轮融资，估值一路攀升。

2021年，GitLab成功 IPO，彼时市值最高超过160亿美元，这对于早期的 SAFE 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起重大的里程碑事件。

近两年， SAFE融资在YC模式中的重要程度也在逐渐凸显。

去年1月，YC突然宣布修改投资条款：除了会以12.5万美元换取创业公司7%的股份之外，还会以不设上限的SAFE方式提供额外的37.5万美金投资，从而增加YC可以获得更多股份的潜力。

新的投资条款发布之后，想必也将有更多的初创企业通过SAFE的形式获得资金。

高回报、高风险，SAFE真的safe吗？

SAFE协议的优势显而易见。

于创业者而言，相比于“现购现股”的谈判，SAFE加快了企业融资速度又降低了融资难度。而且SAFE不同于债务，没有利率和到期日需要偿还债务。能够更高效且无负担地在早期阶段拿到发展资金。

而对于投资人而言，其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更短的时间，获得具有高速增长潜质公司的股权，同时锁定投后估值又给投资人提供了较强的反稀释保护。

因此可以看到，SAFE融资过去大多发生在“高举高打”的互联网领域，以及近两年火热的Web 3.0、AIGC乃至AI领域。

然而，高回报的背后往往也会伴随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SAFE模式又有哪些潜在风险？或者说，SAFE真的就“safe”吗？

在分析风险之前，先要弄清楚SAFE融资是怎么操作的。在该模式下，有两个重要要素，分别是估值上限和折扣率。

估值上限指的是投资人在企业下一轮融资中以不超过该估值的价格换算股权；折扣率则是用来确定SAFE优先股的股票价格。

YC在官网公布的SAFE标准协议中，主要围绕上述两个要素推出了4种类型：

• 制图：小饭桌 -

从上述应用内容不难发现，SAFA融资的关键，就是将本应该约定好的股权交易后置到未来的下一轮融资。只有在下一轮融资（或其他特定事件）触发时，才可以获得股权、现金或者其他收益。

换句话说，倘若被投企业长时间内并没有拿到下一轮融资，或者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并没有融资需求时，SAFE投资人手里持有的就一直都只是未来股权利益，无法从中获得预期收益。

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SAFE创设之初就定位为非股非债，这就意味着投资人不能以债权人的身份要求企业还本付息，同时也不能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享受分红。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用更大的不确定性来换取更大回报的风险投资形式。

关于SAFE融资，业内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比如旧金山知名风险资本家Pascal Levensohn就曾撰文提醒创业者，这一模式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毫无疑问，SAFE的合理利用可以带来益处。比如说给公司提供过桥资金支持以达到发展目标，或者是在高层领导下进行健康的规模拓展。但与之相对应，不合理利用就肯定会带来坏处，甚至是麻烦。”

Pascal Levensohn 提到：“我们发现，正常情况下，创始人几乎不会针对票据在发行之后真正转换为股权给自己带来的权益稀释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和计算。而他们不计算的后果，就是自己在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要比想象当中少很多。”

不过话说回来，一种新的金融形式的诞生，必然会伴随支持和质疑两种声音，有时候，争论越多才越能加速模式的发展和普及。

正如滴灌通创始人李小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有市场争议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创业终于得到了越来越多金融界投资界的关注，这是把一件新事物做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获得的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质疑和批评中获得启发。

SAFE的底色，源于“信任”

我在上文就曾提到，SAFE融资在硅谷发展已久，从初版协议问世迄今已经有10年时间。

但令我惊讶的是，在此次对话的多位国内早期投资人或是相关从业者中，大多数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一融资模式。只有少数参与过境外投资的律师，或是接触过数字货币、Web 3.0的投资人才有所了解。

一直以来，硅谷的动态向来备受国内机构关注，一些新型的融资形式也会效仿、沿用到国内。为何SAFE发展了十年，仍是少数人的狂欢？

在与小饭桌交流的多位投资人看来，SAFE在融资过程中会出现的潜在风险是很多机构望而却步的根本原因。

因为SAFE缺少传统股权交易文件中大量的对创始人的限制，因此在SAFE转换成股份之前，创始人对投资者并没有实质性的担保。

也就是说，SAFE协议的达成需要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拥有很强的信任关系。

“现在整体投融节奏放缓，本身退出受阻，LP又强调DPI，很多机构唯恐投资协议签的不够详细，回购条例不够清晰。而SAFE居然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减少了对创始人的限制。”北京一早期投资人Aaron（化名）向小饭桌直言。

“至少在我们机构，是肯定不会采用这种模式的，想都不用想，风险太大了，也没法跟LP交代。”

Aaron所言不假。从过去半年的新闻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想要尽调，先打1000万”，还是竞争对手创始人伪装成机构合伙人，疑似“窃取商业信息”；抑或是投资人为了“回购”与创始人对簿公堂。

种种迹象表明，现阶段LP与GP之间、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似乎都产生了微妙的信任危机。

当然，除了主观上的信任关系之外， Sophia认为与中美两国的法律监管差异也有很大关系。

SAFE模式诞生的2013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2012年4月，美国出台了《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进一步放松对私募资本市场的管制，允许小企业在众筹平台上进行股权融资，不再局限于实物回报，为股权众筹拓展了更大空间。

以前一些只能寻求机构投资者的企业开始尝试通过众筹进行股权融资，它们把 SAFE从私募投资移植到了众筹领域，加上YC的积极推动，SAFE因此很快流行起来。

“目前SAFE融资在国内的实践还比较少，相关的司法体系也没有积累相应的判例，从汉化到成熟使用还有需要更多时间去探索。”Sophia表示。

不过，从事私募股权交易相关服务的涉外律师Darcy（化名）告诉小饭桌，目前也有少数投资者开始将SAFE协议实践在国内交易中，只不过加入了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性条款。

比如，有SAFE投资人增加了自己对公司经营情况的知情权、设置了估值的最晚时间条款；有的在SAFE协议中设置了“兜底条款”，让创始人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等等。

虽然与原版SAFE协议存在差异，但依然是国内投资者的一次勇敢尝试。相信随着未来国内相关监管的逐步完善，当LP、GP、以及创始人之间的信任重建之时，更多的“SAFE融资”模式将在国内创投圈流行起来。

来 源：正和岛

01一锤定音，新房改来了

前段时间，被称为“14号文”的新房改简要版横空出世，引发热议。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8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文件（国发【2023】14号文，以下简称“14号文”），近期已传达到各城市人民政府、各部委直属机构。

天津、河南郑州等地已经着手安排相关工作。

这份文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规格很高，其中保障性住房地位提升空前，与市场的定位关系明确，被多地官员称为“新房改方案”。

“14号文”确定了两大目标：

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让工薪收入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消除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焦虑，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奋斗”；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最大特征是成本价供应、封闭流转。
“14号文”明确，保障房由政府划拨土地，微利开发。“配售价格按基本覆盖划拨士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适度合理利润的原则测算确定”。同时，保障房不得上市交易，只能在系统内流通，而且购买之后不得长期闲置。

由此可见，“新房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建设保障性住房，最大的难点是土地来源。除了政府划拨，盘活存量用地是另一种方式。

“14号文”提出，“商品住房库存大的城市，可改建或收购存量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盘活闲置土地和房屋，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

有学者呼吁政府可以在低价时收购商品房作保障性住房。

二是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这点值得注意。

以往的表述是让商品房回归“居住属性”，而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意味着商品房市场将以市场资源配置为主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文件下发后，已经有多个热点城市宣布，取消土地价格限制，恢复“价高者得”的原则。成都、厦门还取消了销售价格限制，开发商建好房子以后，可以自由定价。

相关配套政策的落地，预示着商品住房正在回归商品属性。

简而言之，“14号文”预示着商品房为主的单轨制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保障房和商品房双轨制。两个体系之间相互独立、互不流通。

在10月底中央金融会议上，同样强调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双轨制模式在各界引发的巨大的讨论——中国要从学习香港模式，转向新加坡模式？

大众关注的重点在于保障房的占比，这决定了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版图。
目前保障房在市场中占比并不高，商品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华泰证券测算，从现有体量上看，保障房存量以公租房和经适房/两限房（限价商品房）为主，贡献了全国3%和5%的住房供应。

而新加坡是典型的“居者有其屋”，80%是保障房，剩下的20%是商品房。即便是香港，保障房比例超4成。

早在2018年，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凡对外宣称，深圳将以新加坡为榜样，其未来的规划是：新供应的住房结构中，40%是商品房、60%是保障性住房（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

原重庆市委副书记黄奇帆认为，今后要让至少30%的城市居民住在保障房、公租房或人才房，让相对低收入的、刚刚工作的、农村进城市落户就业的群体能住在保障房里，而保障房的支出、租金只占住户大约1/6的年收入。

从这方面来讲，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版图中，保障房将会成为主流。

房地产正在进行深度的结构性调整，今年以来房地产政策相继出台，也预示着住房制度改革从探索期，进入了发力期。

02 为什么要“房改”？

回顾改革开放45年，中国商品房的市场化已经相当成熟了，房地产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房改。

中国房地产建设上，真正意义上的“房改”，主要有三个关键节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就是1949年，我国城市一直在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单位以低租金的方式分配给职工居住。但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住房难的问题凸显，造成了全民蜗居。

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了“房改”的概念，明确表示：“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仅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还清。”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源头，在一穷二白之际，深圳学习香港模式，通过公开拍卖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换得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

这样的做法在全国推广。

1998年金融风暴摧残下的亚洲经济动荡、危机四伏。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20年，经济大幅度减速。

为了拉动内需，中国对外加入了WTO；对内启动了著名的98房改。

同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国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商品化，拉开了中国房地产高歌猛进的20余年。

以商品房买卖作为投资手段的民间“炒房团”应运而生，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炒房团”，最夸张的时候，157名温州人开进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

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正式明确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火车头之一。

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终于达到了“顶峰”，无论是人均居住面积，还是住房拥有率，都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

前不久，住建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现有的房屋总量已经超过了6亿栋。虽说这一数据不全是住宅，但相关话题还是火速登上热搜。

另一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20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高达40平方米，已超发达国家。央行报告显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为96%，户均拥有1.5套住房，也属于世界较高水平。

202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判断，“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房地产市场告别了短缺阶段，正式步入过剩阶段。新一轮房改迫在眉睫，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供需错配”。

从需求侧来讲，我国人口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人口增速放缓，加之年轻人购房观念的转变，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走弱。

2022年，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

笔者曾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交流时，他曾说房地产行业总体过剩，这与“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家庭成员结构相关，未来下一代购房需求越来越少，从房地产投资来看，已经连续十几个月负增长了，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格局越往后越严峻。

房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房价，地价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的财政体制总体上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

但1993年，中央紧张的财政状况达到顶峰。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39.68%和22.79%，到1993年分别降为22%和12.6%。改革迫在眉睫。

每一次税收征管的改革，都是一次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博弈。同年7月，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首提分税制改革的想法。

分税制让地方财权受到影响，改革阻力不言而喻。两个月时间内，朱镕基一行走访了13个省、市、自治区去谈判，过程异常艰辛。

1994年，国务院决定省及省以下税务局分设为国税局和地税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税制改革有其必要性，但也为后来的经济埋下了隐患。

在分税制改革中，地方财政丧失税源，主要增收手段就是出让土地，甚至有地区以城市建设为名，抬高地价，导致地价高涨，地方财政对土地有很强的依赖性，也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疾。

而在地产界，房企执迷于“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模式，盲目搞规模扩张；部分市场主体投机炒房，银行和社会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不会跌成为了很多人的错觉。

过高的房价收入比，让年轻人的购房观念发生了转变。

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简单来说，老百姓买房时，一套房子的价格占一个家庭的年收入比。比如，一套房子价值100万，一个家庭的年收入是20万元，则房价收入比是5倍。

作为国家房改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顾云昌曾讲述过98年房改的制定过程，房价收入比就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当时，讨论组的认为最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是4-6倍之间。

最终，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拍板，以4倍的房价收入比来计算，尽可能地给买房者比较优惠的补贴，来调动大家的买房积极性。

仅仅20多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

2022年深圳、上海分别以36.5、35.2的房价收入比名列一二名。

实行双轨制不是第一次尝试。

在98改革中“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事与愿违，与越来越成熟的住房市场化相比，保障类住房短缺，且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短板。

据顾云昌后来的回忆，在98改革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购房补贴等反复纠缠的问题，各地各显神通很快解决了。反而是供应体制改革、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等政策，在执行中遇到问题，“现在看来，尽管我们的保障房盖了不少，但是精准度不够，而且当中还出现了寻租行为、违规行为”。

另一个原因地方政府不太愿意拿出好的地块和投入大量资金，这也导致了保障性住房供应效率不高。

03未来10年，影响很大

每一次房改，影响到每一个人。

2023年下半年以来，尽管房地产领域密集发布了多项宽松政策，9月单月房地产调控甚至超过170次，但市场反映低于预期，唱衰房地产的言论甚嚣尘上。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落地，无疑会改变的未来房地产的格局。

那么，中国房地产还有机会吗？梳理相关政策和业内人士的分析，房地产将迎来五个变化。

1 满足居民梯度消费，重构中国住房的品类体系

房地产具有消费和金融的双重属性。

双轨制的模式，让保障房回归到居住属性，满足刚需住房的需求；商品住房将回归商品属性，专注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房地产市场将会迎来“低端有保障、高端有市场”新格局，房企的产品逻辑将会调整。

过去房地产经营模式是规模、成本、速度，房子如同快消品，现如今野蛮生长的增量市场成为过去，存量资产运营处于起步阶段，房企更加注重的是服务力和产品力。

住宅领域，蓝领公寓、老年公寓等细分领域；日本的丰田房屋、松下房屋等智能化房屋也会迎来新的机会。住宅以外，物流仓储、医疗健康等物业新需求，都开始成为大家的投资重点。

2 央企和国企扛大旗

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总量正在加大。

“十四五”时期，全国计划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保租房）近900万套（间），预计可解决26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

住建部也提出重点城市应将租赁型住房用地在新增住宅用地的占比达到30%以上。

谁来建房呢？由于保障性住房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微利开发，央企和国企将回归保障轨，扛起建设大旗，个别民企也会将承接少量的政府代建项目。

有专家预测，我国现有7万多家住宅地产公司，未来这一领域预计只能剩下6-7千家，并且集中在经济、人口、就业保持增长的地方。

据智纲智库的预测，60%-70%的央企和地方国企主导租赁型住房和共有产权房；30%-40%的民营和上市企业主导高品质市场型住宅；3%-5%的专业房企主导康养、文化特色房地产。

来源：智纲智库

3 房价的波动

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者的客户群存在差异。

保障房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问题，而商品房满足的是中高人群改善型住房。

不同的客户人群，说明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是之间是互为组合关系，而非竞争。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保障房在住房总量的比例提高，短期内影响比较大的是刚需、首套购房者，近郊或远郊的商品房项目会受到冲击。

但从长期来看，房价会趋于稳定。黄奇帆预测，任何物价涨落总是跳不出供求关系、货币现象、汇率和国际购买力等外部原因，未来几十年，房价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房价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等于GDP的增长率。

4 以城镇化为基础，构建中国住房的空间体系

过去20多年，支撑我国住房需求高速增长的，主要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

城镇化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到如今的超过65%，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总需求总体萎缩，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

中国城镇化的还存在增长空间。业界讨论，2035-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80%之间，照此估算，未来还有1.5-2亿左右人口进城。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已经转变为“以人为核心”。过去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各个城市以经济发展会核心，造城运动导致地价和房价飙涨，年轻人进不去又留不下，出现了一个个“鬼城”和“空城”。

新一轮房地产的深刻调整，比城中村的改造，让本身基础设施好、治理水平比较高、人口流入、产业发展相对健康的城市，迎来新机会。

5 房地产监管模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房地产与金融机构深度绑定，为银行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利润。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放大的金融风险。

2021年初以来，多家房企出现债务问题，监管层的处理手段，让大众看到中国没有大而不能倒的企业。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10月底的中央金融会议是国内规格最高金融会议，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首次提到了房地产新监管模式——主体监管和资金监管并存，确保项目资金封闭运行，避免挪为他用，确保保交楼顺利进行。

为了缓解民营房企的融资压力，首次提出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确定了金融支持房地产的三大方向，提出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随着金融监管的转变，房企“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三高模式将难以为继，政策也像一条牵引绳，引导不少民营企业投身其中。

04结语

中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改革开放45年，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2023年上半年，房地产相关行业（包括建筑业、金融业、制造业等）对GDP的拉动作用为23.4%。

但房地产突飞猛进的20年来，大量资金疯狂涌入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挤压。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靠房地产业。

厉以宁曾在《金融领域新开放需要勇气和耐心》一文中谈到，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无论是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还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原因，即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创新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导致金融业过度自我服务、自我循环。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来不是靠房地产，而是实体经济。

之所以说是开除，而不是说离职，是因为声明里没有惯常的那套商业公司的脉脉温情：感谢山姆多年来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我们共同感念和他共同奋斗的那些岁月，未来山姆还会以公司顾问的形式继续为公司服务---没有感谢，没有顾问头衔，声明里直截了当地说：
“阿尔特曼先生的离职是在董事会经过审议后得出的结论，他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始终不坦诚，阻碍了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能力。董事会不再对他继续领导 OpenAI 的能力充满信心。”
翻译成老百姓能懂的大白话，那就是董事会其实在指控山姆·阿尔特曼撒谎，因此他失去了董事会的信任和支持。也就是说，不是离职，而是被董事会投票解除CEO职务，直接加以驱逐。
关于山姆的开除原因，X上一位叫做 FreddieRaynolds 的用户，分享了一条来自 Reddit 社区的匿名贴：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下山姆和公司的其他情况。
工程师们担忧，在利用 ChatGPT炒作的竞争中，还没有进行充分安全审查的情况下就匆忙将技术推向市场。但山姆一意孤行，他就是这样的人。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他似乎越来越注重名利，而不是坚持我们作为一家负责任的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原则。
他单方面做出的商业决定以盈利为目的，与我们的使命背道而驰。
当他提出 GPT 商店和收入分成时，这就越界了。这表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因此董事会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解除了他的首席执行官职务。
格雷格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并辞去了他的职务。山姆的很多令人不安的行为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现在，我们的前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提（Mira Murati）将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我们有希望重回我们以工程技术为驱动的使命，安全地开发 Al，造福世界，而不是股东。”
没人知道这些陈述是否是事实，此刻网上都是形形色色的传言。我注意到这一条，纯粹是因为它看起来最动人。在贴文中，我又看到了那个遥远的概念：以工程技术为驱动。曾几何时，我在工作中时常听到以工程师文化为驱动，或者以产品文化为驱动。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主播为核心，以直播为驱动。
而这篇贴文的致命伤是没有回答山姆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撒了谎，而是把整件事解释为急功近利的CEO和心怀理想主义的工程师之间的矛盾。不过传言满天飞，也有其他传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董事会因为理念和发展路线问题分成了两派，另一派人数占优，并不支持山姆的做法，于是投票做掉了山姆。
OpenAI 在一开始就打算做一家非营利组织，成功化缘到了大笔的美金，就这样安然度过了许多年。直到它们创造出了GPT，成为AI 领域内最耀眼的明星。然而，当非营利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受到世人瞩目，开始看到金钱和机会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创始人兼CEO就被驱逐了---2022年11月30日ChatGPT 正式发布，山姆都没有等到周年庆就已经卷铺盖走人。
记得山姆在今年5月份参加国会听证会时，有议员问他：那你应该赚了不少钱吧，有吗？山姆回答说：不，我在OpenAI 拿到的薪水只够支付我的医疗保险，我没有任何股份。议员说：哦，那你得请个律师，或者找个经纪人。山姆这时候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热爱它。
议员的提醒是对的。

标题：《Say My Name》

创作者：和菜头的小肉手

AI算法提供：Midjourney V5.2

Prompt：breaking bad walter white standing with beard and glasses in the desert, in the style of dark, foreboding landscapes, desertwave, flickr, close up, clean-lined, explosive pigmentation, iso 200 --ar 6:3 --stylize 300 --niji 5

在旧金山出席APEC峰会的晚宴，会晤的美国企业高管，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辉瑞董事长博尔拉（Albert Bourla）都现身，高通、波音等企业的高管也出席。

在APEC峰会中美商业论坛上，与习主席同桌的美国CEO及其公司名单如下：

•安利公司 - 米林德·潘特（Milind Pant）
•苹果公司 - 蒂姆·库克（Tim Cook）
•贝莱德 - 拉里·芬克（Larry Fink）
•黑石集团 - 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
•波音公司 - 斯坦利·迪尔（Stanley Deal）
•桥水基金 - 雷·达里奥（Ray Dalio）
•博通公司 - 陈福阳（Hock Tan）
•城堡证券LLC - 赵鹏（Peng Zhao）
•联邦快递公司 - 拉杰什·苏布拉马尼安（Rajesh Subramaniam）
•自由点商品LLC - 舒尔登·庞（Sheldon Pang）
•富尔根遗传学公司 - 谢明辉（Ming Hsieh）
•吉利德科学公司 - 丹尼尔·欧戴（Daniel O’Day）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 - 达留斯·阿达姆奇克（Darius Adamczyk）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 - 贝约瑟夫（Joseph Bae）
•拉斯维加斯金沙公司 - 罗伯特·戈尔茨坦（Robert Goldstein）
•万事达卡 - 默里特·贾诺夫（Merit Janow）
•耐克公司 - 马克·帕克（Mark Parker）
•辉瑞公司 - 阿尔伯特·布拉（Albert Bourla）
•高通公司 -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
•维萨公司 - 莱恩·麦克纳尼（Ryan McInerney）
•Xcoal能源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 埃尼·瑟拉舍（Ernie Thrasher）

特斯拉CEO马斯克及Salesforce CEO贝尼奥夫（Marc Benioff）2人，仅和习主席打招呼，并没有留下来吃晚餐。Metat创办人札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未现身。

真正牛逼的人是把吹过的牛逼都变成现实。
王首富 说过：“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

2013年、2015年中国首富，2017年亚洲首富，坐拥200多个万达广场（十几万平方的商业地产，光租金就能养活万达人一辈子），80多个五星酒店，全球1300多家影院，十几座万达城。
首富说过：“如果要想成功，你想比别人更领先或者让别人无法追上你，必须创新。在经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运作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形成最具特色的核心竞争能力。”
战略上创造城市综合体模式:每个广场都成为城市的中心，让地方主动找你投资。
1、每个项目总约60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其中约10-20万平方米为万达广场。
2、每个项目一般前期投入买地付钱大约10亿,后续可靠施工方垫资、银行贷款、住宅销售回款解决。
3、每个项目光靠住宅的销售可收回项目全部投资,就是项目完成后万达相当于平白无故的赚了个万达广场这个零成本的资产,就可以永远长期转收租金了。
这是个几乎完美的投资模式,靠综合体模式白赚个万达广场商业楼,赚下几百个万达广场就可以够万达人吃几辈子了。
最妙的是，万达广场不仅是城市的名片，盘活地方经济，解决就业，周期还短，基本上一年半。对地方政府来说，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不怪乎各地长官在万达总部排起长队。
据说每个万达广场，万达只出20%的项目投资，地方银行出60%,订单地产合作方出20%，无懈可击，每一年半，老王就白赚几个能产生永续现金流的万达广场。

图中这个女的和演员韩雪重名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来自诺奖得主的26点建言

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多年与中国经济结伴而行的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无处不在，而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创新活力，能够成为伟大的创新者。
在《增长的逻辑》中，费尔普斯将自主创新、社会活力、国家繁荣、现代价值观、创业创新教育等置于“中国经济”这一议题下，阐述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帮助读者厘清有关中国创新和经济繁荣增长的命脉。

以下为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26点建言：

1.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核心过程：第一，生产者的智慧（他们的知识和所受的教育），体现在国家或者国有企业从国外购买技术；第二，用户的智慧，体现在相应的市场其他参与者投入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如何使用企业引进的新产品或者国家要求引进的新产品。
2. 对中国来说，最佳选择是先从西方国家购买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把对科技水平要求低的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平，因为相同的支出无法使中国购买足够的可以和西方国家生产率相提并论的高科技产品。因此，随着中国科技不断进步，中国的生产竞争力也会逐步提升。
3. 一个国家对其经济制度的选择，必须从经济绩效的概念开始，即什么是良好的商业生态。首先，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如此高的绩效，就必须有生产力的变化，我称之为经济活力。其次，一个国家经济的活力程度取决于它的经济制度，而不仅限于一般制度。
4. 繁荣和发展的过程是可以衡量的。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和失业率是其经济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劳动参与率是经济绩效另一个维度的指标，通常被称为经济包容—融入主流经济：一方面，它可能反映了主流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脱离家庭和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反映了人们获得主流工作机会的程度和广度，从而表明该国在消除包容性障碍方面的成就。
5. 中国目前的工资增长水平已经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人们开始高度重视自己是否处于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环境里，人们开始追求通过创新获得的成就感。塑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赋予人们的生活攀登一座山的意义，让人们的大脑对一系列新问题进行思考，中国将成为世界创新的“领头羊”。
6. 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劳动力和技术转移、海外技术转移实现了惊人的工资水平增长。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这些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能够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中国若想实现经济大繁荣，必须为创新提供更广泛的机会。从创新的角度来讲，中国、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障碍是一样的，要想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大繁荣，需要我们去解决一些根源性问题，比如如何调动大众创新、如何令大众实现自我发展。
7. 中国发展轨迹这一短暂特征（指经常账户顺差）的影响，不仅有媒体高度强调的贸易错位效应，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事实上，中国手中积累的国外资产净额的确起到了压低全球利率的作用。
8. 当中国的生产力达到或接近美国的水平时，贸易会像现在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吗？随着中国财富的不断增长，贸易将继续成为推动工资上涨的一股力量。
9. 贸易是一只援助之手，它帮助一个与其他经济体隔绝的经济体重新站起来。而一旦这样的经济体全面运转，它将获得其他经济体所拥有的能力——就像中国正在做的那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将变得更加接近自给自足。
10. 创新的可能性对中国提出了疑问：向高度创新的经济转型将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要想拥有高度自主创新的潜力该怎么办？我们在新兴的自主创新理论中可以找到答案：它的性质、来源及其影响。
11. 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创新才有机会。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能给社会带来核心利益：更高、更广泛的工作满意度，更高的工资和就业率，以及减少不平等。自主创新的尝试需要大量活力——有抱负的创新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潜在使用者，以及整个社会中的活力精神。
12. 将生产率提升到西方最高水平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主要来源只能是中国企业家大军的成功设想和创意。普通人并不缺乏想象力或创造力。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一旦进入商业世界，就可以对产品和工艺提出新的想法。而还有一些人有洞察力，能够很好地预测哪些创造会在市场上成功，哪些不会。
13. 中国提高自主创新速度需要做到：第一，培养真正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企业发展的方向，他们拥有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有智慧且有担当，他们会运用自身的能力解决新状况和新问题。第二，培育有创造力的公司。有创造力的公司应该是新想法的温床。这种创造力需要想象力、好奇心，还需要深入的洞察力——对新趋势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通常被称为“战略眼光”。第三，改变对自主创新的看法。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自主创新的完成，自主创新需要将这种新产品或新方式广泛应用于社会。未能被广泛应用的创新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发明。
14. 中国如何实现大规模创新？国家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环境，建立必要的制度，扫除创新的障碍，防止创新的想法和举措遭遇不幸。除此之外，广大民众也需要一起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有民众有活力，创新才能发生，国家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15. 中国的自主创新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原因有四。第一，中国企业积极研究国外的产品和方法，在此过程中，企业会在这些产品和方法中得到启发，从而诞生新的产品和方法；第二，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出口行业为了生存，需要努力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第三，教育普及程度变高，普及教育为偏远地区的人创造了机会，令更多人分享到创新经济的好处；第四，地方政府变得更加公允，政策支持力度逐渐加大，这将为自主创新提供保障。
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通过从海外转移、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将工人从西部转移到更发达的东部等方式，从多个维度提高了生产力和工资水平。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通过“草根创新”，让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当更多中国人参与到创新之中，中国的经济包容性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必将走向繁荣。
17. 中国的自主创新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创新是很难的，即使一个极具创业精神的经济体，也不一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真正的创新取决于对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远见，以及对经济将如何对其做出反应的洞察。中国需要培养出更多拥有完整知识体系的创新创业者，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就越容易成功。
18. 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他不仅了解成本，而且会对销售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大规模的创新不仅需要人们有创新的意愿，还需要人们有洞察力和远见。要想在全球舞台上创新，中国企业需要对产品有“感觉”，让全球用户都满意。
19. 中国当然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国家的高度繁荣。几乎整个世界都处于创新能力匮乏的困境之中，有些国家已持续数十年。且几乎所有国家都没有找到出路。现在，中国率先走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道路。至少，这表明中国已成为“领航人”。如果这一方法行之有效，中国将是唯一一个实现繁荣的国家。
20. 人们一直在问，中国企业家是否具备成为创新者的气质和修养。现在有证据表明，大量中国企业有能力实现创新。对中国和七国集团国家自主创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排在第四位；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将超越英国和加拿大，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21. 要想获得更快的发展，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同时，这些科学家需要从科研和教育中抽离出来，将其研究成果进行商业转化，这样才能创造出社会广泛应用的产品和方法，这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
22. “商业周期”已成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那种波动：按照这种理论，随机（概率）过程产生的随机力会扰乱需求和供给，从而造成经济活动（以就业或工作时间来衡量）的波动。
23. 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很重要。中国人也要避免陷入物质主义陷阱——仅以财富来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并且要避免满足于枯燥的商业经济。如果可能的话，拒绝那些只能提供金钱和工作保障的工作，选择迈向实现个人成长的不确定旅程。
24. 中国经济仍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坚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让市场更公平。第二，保持创新创业精神，经济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创新。第三，最弱势的工人群体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要为更多的人创造施展才能的机会。
25. 创新者往往是那些站在主流观念之外、“跳出思维框架”去进行思考的人。高活力的核心是创新的愿望——就算前方有障碍也要进行创新，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前方有障碍所以更要进行创新。中国正在进行着许多高科技创新，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对中国而言乃是明智之举。
26. 人类的福祉不仅仅是消费和休闲，还有一部分是繁荣：快速增长的工资和换工作的便利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而非物质上的繁荣来自能带来有趣的挑战、激发创造力并促进个人成长的工作。

俄罗斯收取的最大的战略利益是把战略焦点引向东亚，削弱了美日韩三国，特别是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得到朝鲜的军火，仅仅是俄罗斯战略利益的副产品。
普丁公开承认俄上当受骗，被美引诱入侵乌，打了一年多的仗，消耗俄的力量，伤害俄的军事和国家实力以及俄国际形象，俄已经沦为垃圾乞丐不受待见国家，被世界耻笑。许多人以为普丁是找借口推卸责任，其实丁丁讲的是实话，俄掉入了坑或陷阱中，美利用这场代理人战争有效削弱俄实力，团结重振并重新号令江湖，改变了世界局势。腾出手来对付最大的对手，将其逼入了墙角。美与日韩奥越印菲形成完整封锁，掌控主导、节奏及整个局势，呼风唤雨，特别是南亚各强国越印菲等改变不结盟国策，全面倒向美，掏空中所有传统邦交。告诉世界，太平洋只容得下一个国家，而不是二个。

丁丁很后悔，急于要从战争中解脱，普胖会，不是为了要武器弹药，而是要把世界的焦点东移，祸水泼向东方大国，3胖只是棋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