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叫《闻香识女人》，片中的主角是位盲人，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仅凭对方的香水味儿就能识别其身高、发色甚至眼睛的颜色。当然，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带着几分神奇色彩。不过，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嗅觉对于人类而言，其重要性的确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1946年，阿克塞尔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母是第一代美国移民，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儿时的阿克塞尔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艺术和文学。直到阿克塞尔上了高中，艺术和文学的世界得以在他面前展开，从此对二者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每周，阿克塞尔都会去两次歌剧院，和艺术家们漫步闲谈，并在那里结识了对歌剧艺术有很深造诣的朋友，收获颇丰。之后他以全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本科，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其余时间阿克塞尔都会在第42号街的纽约中央公共图书馆读书。他会路过一对精雕细琢的石狮，经过一段精巧的梯子，进入一个具有高高的天花板的阅览室，那个房间里有一种令人沉静的力量。阿克塞尔没有什么特定的阅读目标，在广泛阅读中获得新知带来的幸福，弥补了此前多年的匮乏。阅览室里还有很多来自各行各业，但互不相识的男男女女，会一起交流各自的读书见解。是纽约向阿克塞尔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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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决定留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对阿克塞尔来说，在哥大的时光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他曾说：“是哥大塑造了我，在哥大求学时，我对知识的渴求被激发并得到了充分地滋养。”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年，阿克塞尔过得很放纵。歌剧、艺术、自由和抗议占据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留给学习的时间。在第一学期，他与来自田纳西州的学生凯文·布朗利（Kevin Brownlee）结成了好朋友。布朗利敦促阿克塞尔把这种热情重新转移到学习上，艺术的世界将继续存在，但阿克塞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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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世界再一次向阿克塞尔敞开了大门。在布朗利的带领下，阿克塞尔变得非常专注，甚至是痴迷学习。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阿克塞尔都是在哥伦比亚图书馆一间摆满济慈诗集的小房间里度过的，他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研究在诗人肯尼斯·科赫（Kenneth Koch）、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摩西·哈达斯（Moses Hadas）和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的见证下令人向往。然而，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把阿克塞尔引向生物学。一次偶然，让原本对艺术文学颇感兴趣的阿克塞尔踏入了生物科学领域。
20世纪50年代末，沃森、克里克搭建了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探明了DNA 的结构，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1957年克里克提出中心法则，确立了遗传信息在细胞内的生物大分子间转移的基本法则。阿克塞尔开始对极具解释力的新分子生物学着迷：“显而易见，数十亿年来，创造生命所需的所有信息都存储于DNA的基础序列中。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码这些信息，从而改变世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为了勤工俭学，阿克塞尔在哥大的一个医学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份清洗玻璃器皿的工作。毫无疑问，阿克塞尔是个糟糕的玻璃器皿清洗工，因为他对实验的兴趣远胜于对脏烧瓶的兴趣，于是他被解雇了。但他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打动了时任实验室负责人，被重新聘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阿克塞尔在文学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他对自己的文学理想心存疑虑，又对分子生物学着迷，最后他决定攻读遗传学研究生。那时起，他放弃文学，转向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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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克塞尔的计划被一场战争打乱了。反对越战的他决定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学习，以避免服兵役。但他却是一名糟糕的医科学生，他在临床方面的无能立刻被学院和院长们认识到了。在做手术时，阿克塞尔几乎听不到心脏杂音，也看不到视网膜，甚至他的眼镜掉进了患者腹部的一个切口，最后，在缝合一个切口时把外科医生的手指缝到了病人身上。
所幸的是，在这段极度苦闷、兴致索然的时期，他遇到了另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卡斯(Frederick Kass)，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是一名不同寻常的医科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了艺术史学位，至今两人仍志趣相投。
对阿克塞尔来说，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时期，但阿克塞尔得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三位教授的培养和保护。如果没有他们，毫无疑问，阿克塞尔是不会被容忍的。他们敦促院长们想出一个解决方案，阿克塞尔被允许提前从医学院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前提是保证绝不在活体病人身上行医。学病理学一年后，病理学主席唐·金要求阿克塞尔永远不要对死去的病人进行练习。
1970年，阿克塞尔取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于1978年成为一名分子生物学教授。
在1980年代，阿克塞尔开始对先天性行为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受到英国行为生物学家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关于“棘鱼与邮车”研究的启发，开始思考大脑是如何通过激活神经元感知外部世界。
20世纪40年代，尼古拉斯·廷伯根发现，每天中午当一辆红色邮车驶过实验室窗口时，雄性棘鱼都会如临大敌，撞击鱼缸两壁。此外，几乎任何红色的物体放在雄鱼面前都会被当成其它雄鱼加以攻击，雌性棘鱼也会被自己从未见过的红色雄性棘鱼所吸引。廷伯根由此得到启发：红色是引发雄性棘鱼攻击行为的刺激物。通过进一步研究，他发现，貌似复杂的求偶行为就是一连串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具有先天性和可预测性；其中起作用的是红色，棘鱼本身反而是不重要的。
三棘鱼
作为一位进入神经科学领域的分子生物学家，阿克塞尔决定从人类的嗅觉切入。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能辨别出世界上千百万种不同的气味，是因为人的大脑里有数量庞大的对应不同气味分子的受体，而这些受体需要基因的支持。
为此，阿克塞尔和同事琳达·巴克（Linda Buck）耗时六年，完成了确定气味受体基因的实验。阿克塞尔回忆道，“一天晚上，巴克向我展示了我们的实验数据。结果表明，数量庞大的气味受体基因家族是存在的。”
1991年，阿克塞尔和巴克宣布发现了一个由约1000种不同基因组成的大家族，这些基因对应着相同数目的气味受体种类。之后的十几年里，两人各自独立研究，从分子层面到细胞组织层面清楚地阐明了嗅觉系统的工作原理，解开了人类感官中最难解开的谜团之一。
凭借着此项发现，二人在2004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阿克塞尔接受诺奖现场 图片来源：The Nobel Foundation
嗅觉的秘密被公之于众了，但是人们的好奇心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更加好奇究竟是什么因素保证了科学研究的成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阿克塞尔认为这要从他的经历来判断。他的学生俞从容在阿克塞尔荣获诺贝尔奖之后写了一篇名为《与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阿克塞尔共事》的文章。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很久以来，阿克塞尔就被认为是个天才。他27岁时就当上教授，37岁就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超人的智力。他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7天很少间断。他在工作中阅读大量的文献，花很长时间与学生、博士后讨论问题。生活中，实验室是令他感到最刺激也是最放松的地方。
图片来源：Columbia College
阿克塞尔的口头禅就是“那些真正吸引人的课题都是不可能攻克的，那些能够攻克的都不吸引人。”所以阿克塞尔才会选择研究大家了解甚少的嗅觉系统。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包括基因如何影响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心理情绪与行为特别是有关人脑机能的研究，都是科学家急需了解的问题。”
而阿克塞尔的古怪更是出名，他每天穿过走廊对着人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更会直接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我吗？”在实验室，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会对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答复：“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而他最喜欢的把戏则是，在聊天时现编“数据”，并能说的像真的一样。当别人被这个“新发现”惊呆了的时候，他就会在一旁咧着嘴笑，享受着他的小恶作剧所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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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淘气的阿克塞尔也有苛刻的一面，别的科学家可能一年发表十几篇文章，但他一年只能发表1~2篇，但是他所发表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多成为经典之作。对于研究，阿克塞尔说：“我不仅要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要用实验无可置疑地证明这些答案的正确性。”他一直坚持检查所有的原始数据，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态度保证了他实验的成功。”
所以在阿克塞尔的实验室充斥着两种气氛：一种是不断追求新的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另一种是对任何想法都毫不留情批判的态度。
阿克塞尔深入细致地科研方法和众人合作，敢于质疑的研究氛围，让诺贝尔奖的归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必然。
*参考资料
[1]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04/axel/biographical/
[2] 谁说文科生学不好理科？他连诺奖都拿了！by，哲学园
[3] 诺奖名人堂｜嗅觉的秘密：理查德·阿克塞尔 by，云声网
首先，我们讲讲官方寄信。
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周朝时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
我国邮驿制度经历了春秋、汉、唐、宋、元、明各个朝代的发展，一直到清朝中叶才逐渐衰落，被现代邮政取代。
但是，驿站是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是专门给皇家和官府服务的，古代平民是不能用的。直到宋代，官方送的只能是公文，后来才允许送一些官员的私信，不过只能一封。
那么，古代民间百姓送信怎么办呢？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飞鸽传书”。
在一些影视剧中，寄信人把需要传递的信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进一个很小的盛放工具里面盖好，绑在鸽子的腿上，再将鸽子放飞，鸽子自己就会飞到目的地。
那么飞鸽传书，真的靠谱吗？
首先，鸽子需要特殊训练，人们之所以会选择鸽子，是因为鸽子认识自己回家的路，就像倦鸟归巢一样。它们虽然具备先天优势，但要想要成为一只传递消息的信鸽，还需要大量地训练。
再者，古代的鸽子可不便宜哦！普通大众谁会有闲心专门去养鸽子？成本太高了！
所以，飞鸽传书这种方式显然不太能推广开来。
还有另外一个寄信途径，就是依靠官员调转或进京述职，也可以帮人捎带信件，但前提是得有个做官的朋友，还得能不厌其烦地帮助你。这种寄信方法，显然不能作为普遍方式被推广。
古代除了官员出差，还会经常各地走动的，就是商人。商人自然是无利不起早，如果需要他们帮忙递信，是需要收费的，一般是几十文钱，折合下来相当于现在的百十块钱。寄封信要花这么多钱，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确实是有点儿“肉疼”。
作为普通老百姓，寄信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熟人捎带。古人一般不出门远行，除非特殊情况，比如说书生赶考，所以，古代最常见的熟人带信就是赶考的书生。
但是，这个方法非常不方便，也没有时效性，毕竟古时移动速度真的很慢，所以家书是非常难得而珍贵的。
来源：《古代人是怎么投递信件的》北京台文艺频道
徐匡迪，1937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崇德，钢铁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俄罗斯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上海科技大学第一届校务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年前，中某化跟美国签了个天然气20年长约，235美金/吨，当时俄罗斯气不到170美金/吨，这笔买卖纯粹是给拜登面子，美国人怕中某化反悔，还搞了个双方有效天价违约金…
俄乌开打后，中某化通知美国直运欧洲，平均卖价是3000美金/吨…
这样卖两年，等于美国请中国免费用20年天然气，这找谁说理？
这事首先从朝鲜说起。
一，朝鲜的得寸进尺，让中国失去了图们江的南岸地区
今天的朝韩是古代“三韩”民族建立的国家，其最初的疆域位于“三八线”之南。而“三八线”之北属于中国东北的民族政权，如箕子朝鲜、卫满朝鲜、高句丽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三韩中的辰韩强大起来，建立了新罗国，这是韩国立国的开端。唐朝时期，唐朝和新罗联合起来灭了百济国和高句丽，之后新罗又兼并了百济之地，统一了三韩之地。
新罗统一三韩之后并未满足，还不断出兵进攻唐朝安东都护府。唐朝此时陷入了和吐蕃的战争泥潭中，无法脱身，于是将安东都护府内迁到辽东。此后，新罗和唐朝就以大同江为界。此后，由于渤海国崛起，唐朝的安东都护府继续内迁甚至直接取消，唐朝退出了辽东地区，渤海则以大同江为界与新罗接壤。
到了10世纪，高丽王朝取代了新罗。该时期的辽国兴起，不断进攻渤海国。高丽王朝也乘机北上进攻渤海国，将疆域线继续向北推进到了清川江一带。933年，辽国又将鸭绿江以东的送给了高丽。为了抵御契丹族南下，朝鲜修建了“千里长城”。金国时期，朝鲜也试图北进，但是被击退，因而两国疆域稳定在“千里长城”一线，一直到元朝也是如此。
元朝末年，高丽也再次乘机北进。明朝建立后，很快继承了元朝辽阳行省的土地，设置了辽东都司。但是此时的朝鲜占领了原来属于元朝的开元路，而明朝在宣称在此设置了铁岭卫。这块土地位于图们江之南。高丽王朝为长期占据此地，于是派遣李成桂北征辽东，没想到李成桂后来发动政变，建立了“李朝”。
李朝建立后，表面上对明朝称臣纳贡，实际上暗中扩张。朱元璋无法抵御朝鲜的扩张，于是就将铁岭卫内迁到了今天的铁岭一带。永乐年间，朝鲜又北上兼并了原来元朝的合兰府一带和图们江以南的“十处女真”。永乐帝也深感无奈，承认朝鲜占据的既定事实。后来，朝鲜在在图们江之南设置了东北六镇”，在鸭绿江之南设置了“西北四郡”。从此，中国和朝鲜的边界线就北移到了鸭绿江—图们江一带。
永乐年间的北进
图们江南岸地区失去了，也就为之后图们江入海口的失去埋下了一个隐患。还好的是，清朝时期的朝鲜没有实现继续北上。
二，俄国的贪得无厌，让中国失去了图们江北岸地区
早在17世纪，俄国就占据了西伯利亚，并且开始在黑龙江流域扩张。清朝入关之际，俄国乘机占据了黑龙江北岸地区。到了康熙年间，全国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于是康熙发动了两次雅克萨之战，将俄国驱逐出了黑龙江地区。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属于中国。
然而俄国并不想放弃在黑龙江地区的扩张，他们否认《尼布楚条约》，并且悄悄地在黑龙江流域进行渗透。大约在19世纪初期，库页岛、黑龙江入海口一带已经被俄国占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划走了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北京条约》签约之前，俄国于1859年派遣穆“勘察队”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前往乌苏里江“勘界”，他们沿乌苏里江至兴凯湖，再从兴凯湖到白棱河，从该河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布河口，再从此沿珲春河和海之间的诸山到图们江出海口“勘察”。之后俄国的军舰开往天津，用尽一切手段要求清朝同意此图划定的边界，以夺取太平洋上的出海口。《北京条约》签订后，图们江北岸地区也失去了。
但是俄国的野心并未就此满足，后来俄国又故意挪动界碑，占领了黑顶子等百里土地。1885年，吴大澂（chéng）会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东部边界。经过三人的据理力争，中俄于1886年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中国收复了黑顶子，并且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至今珲春市依然树立着纪念吴大澂谈判胜利的石碑。
当地居民利用出海权继续通往日本海打渔，并开辟了从珲春到日本海沿岸各地的航线。民国时期，珲春县城设有码头和海运公司。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珲春每年出海的船只达到了1400艘左右。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东北。1938年，苏联和日本发生了“张鼓峰事件”，苏联占领了张鼓峰，并将控制区推进到图们江边，只给中国居民留下一条狭窄的土地。此后，苏联封闭图们江出海口，中国失去图们江出海权。到了上个世纪90年初，苏联和朝鲜在图们江入海口修建了一个朝铁路大桥，因为朝鲜在地势较低的那一段，桥修的很矮，所以不仅仅是大船，很多渔船都过不去。从此之后，中国就彻底失去了图们江的通行权。
领袖赐名的女红卫兵：为何成了移民美国的先锋？
文/佚名
▋文革先锋，最著名的女红卫兵
8.19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对于全世界来说，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前苏联的8.19事件，苏联解体，盖棺定论。对于我们来说，三十九年前的8.19也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红卫兵”被解散。
在千千万万红卫兵当中，宋要武当属最出名的一个。
因为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宋彬彬，这位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改名为宋要武。
从“文质彬彬”到“武力斗争”，改名字只是最基础的，很多人一旦投身其中，简直是脱胎换骨，所做出的非人之事事后想起来连自己都无法理解。
宋要武，作为北京城里的红二代，年轻时又在天安门城楼有一段奇遇，自然成为了当时红卫兵们的领袖、先锋之一。
当红卫兵的先锋有多威风呢？
首先是可以打老师，在那个年代当这帮“革命小将”的老师真是日了狗，说他们好要挨打，说他们不好更要挨打，啥都不说，直接打翻在地，踩着脖子问，你沉默是不是在鄙视我们的革命运动。
宋要武的老师就是被她带领的红卫兵打死的。尽管她一再辩解不是自己动的手，但一群失去理智的年轻人围攻一位老师，大家全都是杀人凶手，这个是逃不掉的。
打老师只是红卫兵威风的很小一方面，他们还可以到处搞串联、抄别人的家、给高官名人写大字报，就连一些高管名流，在他们面前也只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
对于宋要武这样十几岁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人生的巅峰。
8.19之后，国家出台文件解散了红卫兵，宋要武也早就在红卫兵的权力斗争中失了势。
国内是混不下去了，于是在80年代初，跑到美国留学，3年后取得了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同专业的博士。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历，1989到2003年，她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来加入美国国籍，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美国。
昔日文革先锋，红卫兵领袖，等到改革开放的门已开，立马成了留移民的先锋，躲在美帝这么多年，居然还当起了美国的公务员，当初痛恨的腐朽资本主义社会，如今是甘之如饴。
当然，如果一直躲在美帝，就不是先锋宋彬彬的作风了。（文革之后她又把名字改了回来）。
最近风潮变换，流行起“反思”和“道歉”了。
于是，2014年，从美国回来的宋彬彬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向当年被红卫兵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家属道歉。
这可是罕见的当年红卫兵出来公开道歉哦，而是还是最出名的那一个。在这方面，宋彬彬又当了一回先锋。
在北师大的教室，面对卞仲耘的半身铜像，宋彬彬泪洒讲台，她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她表示，这是她40年来一直想说的话，现在如果还不说，还不向老师们道歉，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不过卞仲耘校长的家属并不接受她的道歉，觉得诚意不够。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的死负直接责任。
文革先锋，移民先锋，道歉还是先锋，为什么宋彬彬她们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赶在潮流的顶端呢？
任何时代，有的人家的孩子总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容错空间。
宋彬彬当年打死了人，可以用“没能保护好”草草了事，文革结束后，不但没有被清算，居然还上了大学，1975年，高考都没有恢复，她就已经获得了长春地质学院的学士学位，后来还可以出国，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可都是公费的哦，现在还可以打着“道歉”的名义，在媒体上刷一遍存在感……
谁敢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没有特权我跟谁急。
说到这儿，侯宝林嘿嘿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别处，又说，这种事儿总还是有点难为情。接着，他就又往下讲道：后来，我给三个太太一块儿开了个家庭会议。我先问她们，谁想留下。这一问不要紧，三个女人都哭哭啼啼地说死活也要跟我一起过。这哪儿行啊，我说，你们光哭不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
我这么一说，三个太太都不言语了。
后来，我一看老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就表态说，老大老二你们就搬出去自己过吧，老三岁数小，生活能力差，而且跟我一样，也是个京剧票友，遇上个演出什么的，她还能凑个数，就让老三留在我身边吧。朋友就问侯宝林，那么，大太太和二太太分出去住哪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侯宝林说，我那会儿不是有些家产吗，给她们三个人分分，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些钱，过日子是不用愁的。房子呢，我也一人给她们找了一处。你说的不错，她们总得过日子，总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呀。
侯宝林同我谈起他的三个太太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表情很复杂，虽然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的语气却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带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作家甄诚和侯宝林大师
侯宝林说，当年我那三个太太都不错，尤其是大太太，那可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呀，唉，说句心里话，她们三个我是一个都舍不得。在一块儿过惯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忽然就剩下两人了，你说别扭不别扭。那种冷清劲儿，我好长时间都不习惯。
从那以后，你与大太太和二太太还有来往吗？
侯宝林把脖子一梗说，夫妻一场的，能断的那么干净吗？嘿嘿，不过即便是与她们来往，也不能像过去那会儿大摇大摆了，总得避个嫌吧。你们这个岁数的人不知道，旧社会那会儿，结婚并不像现在这样儿，必须到政府去登记。那会儿只要有个媒人撮合，再找个中间人证婚，然后置办上几桌酒席，这个婚就算是结了。至于你想娶几房太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没人限制
那会儿当官儿的有钱的，但凡是个大户人家，哪个不是三妻六妾？娶不上媳妇的那是穷人，因为穷人家的闺女，都上赶着往有权有势的人家嫁，宁肯给人家做小，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呀。所以啊，那会儿也就无所谓离婚不离婚的。当家的要是嫌弃他媳妇了，写上一纸休书，您就得老老实实卷铺盖回娘家。一般夫妻过不到一块儿了，也不叫离婚，而是叫散伙儿。你想啊，两人原来不是在一个锅里盛粥喝吗，一旦过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得各找各的饭折吗，因此两口子说散就散了。
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儿来，有个问题甄诚老师一直没弄明白。不知为什么，那天听他谈起与三位太太分手的经历时，却从没有谈到他的孩子。因此，直到现在，甄诚也不知道侯宝林一共有几个孩子。
甄诚老师后来回忆说，“谢东的事儿是我后来听圈内人说的，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说是侯宝林当年与唱京韵大鼓的马增蕙经常在一起开会，而且一开会两人就往一块凑，因此便有些风言风雨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一来二去，侯宝林就与马增蕙开玩笑说，明明咱俩没这事儿，人家偏偏要把咱俩往一块捏股，你说咱冤不冤啊。马增蕙便随声附和说是够冤的。于是，侯宝林就来了个假戏真作，说，既然没这事儿咱也背着罪名，不如咱俩就真好一回，也算是对得起他们嘛……据说，两人就那么一回，马增蕙就怀上了谢东（唱《笑脸》出名的歌手）。这自然是后话，而且我也是在侯宝林去世后才听说，因此也无法与侯家核实，如果不是王朔因为谢东吸毒被拘之事而侯家兄弟又不闻不问因而站出来打抱不平，带出这件事儿的话，我也不会谈及此事。”
甄诚老师觉得，王朔的话讲得也有点太楞了些。“因为，这件事与耀华耀文两兄弟没什么关系。以我对侯宝林的了解，他是绝不会在生前把这种事讲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哥俩未必知情，又怎么可能站出来拉“兄弟”一把呢？”
晚年侯宝林
侯宝林生在天津，“四岁时由舅舅张全斌从天津送给北京的侯家，此后改姓侯”。他在北京曾经住过很多地方，像地安门内的织染局、龙头井胡同、羊角胡同、东煤厂胡同、尚勤胡同、藕芽胡同2号、扁担胡同、福寿里19号、南钱串胡同6号旁门等，甄诚只去过其中的两处，但后来把东四三条的房子辟为侯宝林故居，甄老师觉得还是颇为牵强的。因为，他即使是在生病期间，大多数时间也是住在医院和木樨地24楼。因此，现在的所谓“侯宝林故居”徒有虚名。除非那个院子以前是他三位太太中某一位住过的，否则就更不靠谱了。
另外，侯宝林家搬进部长楼不久，有朋友就去他家探望。他的现任夫人，耀文的母亲在家，而且是见面熟，她就大大咧咧地对人说，坐，然后叫家里的佣人赶紧去泡茶。她喜欢边走边说，人虽瘦小，声音却很宽厚，一听就是个有唱功底子的人。
学徒工上班头一年，每个月只有十六块钱。宝林、王雅兰与长大成人的五个子女，侯耀中（右一）、侯耀茹（左二）、侯耀华（左一）
耀文母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烟不离口。甭管是哪回见面，她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而且只抽大中华。她说，别的牌子的烟她抽不惯，一抽就咳嗽。她抽的烟从来不要过滤嘴儿，因为她说那种带咀儿的抽着没劲。再一个就是方便一支烟接另一支，长长的烟灰总是挂在她的嘴边儿上。那会儿的烟草也好，不用化肥，烧出的烟灰雪白，且不容易散掉。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她在吃饭时也烟不离嘴。
侯宝林曾经留人在他们家吃过饭。有人亲眼所见，夫人吃饭时也是烟不离嘴，吃一口饭，抽一口烟，真是不可思议。出于好奇，那人在饭桌上忍不住问她，您什么时候才不抽烟呢？她哈哈一笑，像个豪放的女侠说：“除了睡觉，只要一睁开眼，我这烟就得点上”。
那您一天要抽几包烟啊。她说，没数，少说也得四五包吧。
侯宝林这位朋友心中暗暗吃惊：这也就是侯宝林的太太，别人想都别想。虽然八十年代那会儿，一包不带过滤嘴儿的大中华是六角钱一包，若是按五包算，她一天光是抽烟就得花掉三块钱，一个月30天下来那可就是90块钱呀，而那会儿人们的工资，普遍都不高，一个月不过几十块钱，像相比之下，侯家在那时就是大款了！
来源：财经十一人 微信号caijingEleven
有些是农业小城，比如广西横州市（县级市，2021年前为横县）生产了世界60%的茉莉花；浙江山下湖镇生产了世界70%的淡水珍珠。
因为产业规律不同，本文忽略了农业，而专注于回顾、分析一些制造业小城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小城产业的前期发展历程非常相似。
第一阶段：小城产业的“种子企业”往往始于偶然。当“种子企业”成功后，因为门槛不高，示范效应引发大量类似企业出现。
第二阶段：小城产业的上下游链条很短，所以产业链很快就基本完备，而且形成了产供销体系。但此时，企业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质量不高，劣币驱逐良币时有发生。
第三阶段：出现了质量监管组织，确立了行业标准，产品质量得到保障。此时，企业受益于产业集群，可以节省交通成本、学习成本、信用成本。有些小城产业还形成了区域品牌背书。但是，此时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仍是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比如低廉的劳动力、廉价的工商业土地。
以下八个小城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印证以上规律。
这些小城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学习。我们一方面为它们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隐忧。它们几乎都是轻工业，几乎不掌握核心技术，容易被模仿。当达到上述第三个阶段之后，如果不能持续创新和升级，原有产业迟早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
每个小城产业的升级过程各有不同。下面用八个典型案例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小城产业升级的过程和困境。
丹阳是江苏南部一个县级市，人口不到100万。2021年丹阳年产镜片4亿多副，占全国产量的70%、世界总产量的40%。眼镜相关企业有2000多家，从业人员超5万人。产品涵盖眼镜产业各个领域，2021年销售额超过112亿元。
二十世纪60年代，一帮原在苏州、上海等地眼镜厂工作的知识青年来到了丹阳。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丹阳孕育出当地第一家眼镜工厂。之后，丹阳乡镇办眼镜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80年代，丹阳政府决定扶持行业发展，建起全国最早的专门用于眼镜交易的“华阳眼镜市场”和“云阳眼镜市场”。1987年，丹阳眼镜厂发展到了400余家，丹阳也被誉为“新崛起的眼镜之乡”。
丹阳镜片
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开放，外国眼镜大量涌入中国。丹阳当地生产的货品制作工艺粗糙，难以和物美价廉的外国眼镜相抗衡，本地眼镜产业受到重创。
在丹阳政府积极给予的政策扶持下，不少眼镜厂开始技术和工艺创新。眼镜行业逐渐恢复生机。
2014年5月1日，中国（丹阳）国际眼镜城隆重开业，丹阳眼镜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国家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控测中心、全国第一家眼镜研究所、国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相继落户丹阳，丹阳眼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自主创新层出不穷。
然而，丹阳眼镜行业还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高端基片原材料、加硬、镀膜原材料主要依赖日本、韩国进口。丹阳镜片企业对这些上游材料的议价能力弱，在极端条件下还存在断供风险。
第二，镜片生产需要人工打磨，企业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员工总数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
明月镜片（301101.SZ）是丹阳首家眼镜类上市公司。2021年，其营业收入与员工总数的比值为48万元/人，而A股上市公司的中值为114万元/人。明月镜片在4880家A股上市公司中，排名4378。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镜片行业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眼镜行业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行业。2021年，明月镜片营收为人民币5.76亿元，而世界最大的眼镜公司依视路陆逊梯卡集团（Essilor Luxottica），2021年营收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杭集镇是扬州市东郊的一个小镇，享有“中国牙刷之都”的美誉。这里常住人口不到4万，却是全球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
2021年杭集镇年产牙刷超过70亿支，国内市场占有率80%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30%以上。杭集占中国牙刷总出口量的90%左右，远销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杭集镇产的牙刷
二十世纪80年代，杭集出现了几家牙刷企业，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到1995年，杭集镇形成了200多家成规模的牙刷企业，产量已经占到全国80%。
90年代末，粗放发展造成杭集出现了大量以次充好的劣质牙刷。为了杜绝劣质牙刷带来的恶性竞争，杭集镇参与起草了牙刷新国标。2003年末，牙刷新国标正式出炉。牵头制定牙刷国标的7家企业中，有5家来自杭集镇。
早在2000年，杭集的牙刷制造产业引起了国际大牌高露洁的注意。它与杭集本地企业江苏三笑合资成立了高露洁三笑有限公司。同年，牙膏老牌企业两面针也将牙刷生产线落户杭集。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杭集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
2011年，杭集牙刷又遇到了危机。这一年，随着牙刷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欧洲经济危机加剧，加上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崛起，杭集牙刷出口量明显放缓。
杭集从两方面应对危机：
一方面，杭集企业继续在牙刷产业深耕，通过引进高端生产线、创立研发团队、举办国际设计大赛等举措，不断地推陈出新。两面针依靠优良的设计和生产，敲开了迪拜七星级酒店的大门。
另一方面，杭集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依托于牙刷产业的成功，渠道和经验复用，向酒店用品和口腔护理市场进军。其中，一款用天然秸秆为原材料生产的酒店用品“六小件”，因经济、环保风靡一时。
但是，杭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了危机。未来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以及是否能够持续创新。
湖南省邵东市是一座位于湘中腹地的县级小城，常住人口约100万。邵东市现有打火机生产企业114家，从业人员6.5万余人。这里生产了全球70%的一次性打火机。各类打火机出口量占全国的70%。2021年，打火机行业销售收入65亿元。
二十世纪90年代，邵东打火机制造处于乡村小作坊野蛮生长的时代。2000年以后，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环保、核心技术受限等因素，广东江门、浙江温州等沿海城市逐渐退出打火机产业。而千里之外的小城邵东市把握住了机会。
邵东打火机
2007年，邵东市13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共同成立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会，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运输，结束无序竞争局面。这些企业共同出资，整合分散的资源，组建两家模具研发中心，投入更多力量进行产品研发、设计。
邵东市成立打火机协会，努力整合“低小散”企业。2009年6月，由本地10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组成的湖南东亿电气有限公司在邵东生态园成立。成功创立了一家集研发、注塑、组装、销售于一体的龙头企业。
2012年邵东打火机年产量突破100亿只，出口量首次超过温州、宁波等市。打火机制造是微利行业。从2015年开始，邵东打火机行业被人工成本上涨问题困扰。
2017年，邵东市政府投资2亿元成立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研究院围绕打火机产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研制新设备、新产品，形成5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
邵东的打火机掌握了安全锁等关键技术，又通过智能制造提高了效率、控制了成本，并且良品率可达99.5%。
邵东打火机行业的成功，有两点值得其他轻工产业集群学习。
第一，整合小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大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意愿和能力，更能带动产业升级发展。
第二，政府投资，针对地方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助力产业升级。
黄桥镇，隶属于江苏省泰兴市，常住人口20多万人。很多人听过“黄桥烧饼”，但不知道它还是中国的小提琴生产基地。全镇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
1968年，上海提琴厂五名工匠和一位演奏家回到家乡黄桥镇。几人在旧民房里做起了琴头、弓杆等零配件。这就是黄桥最早的乐器作坊。
发展初期，黄桥以低成本优势，迅速占领国内市场。然而当时黄桥镇的小提琴制作水平低，打不进国际市场，整个产业遇到了瓶颈。
1984年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十年的联营协议，黄桥的溪桥乐器厂变成了“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有了更专业的技术支持，黄桥的提琴工业真正站在了起跑线上。
为了打入国际市场，黄桥镇的提琴行业在材料和技术上不断钻研创新，他们首创了一种对提琴木料处理的新技术，不仅缩短了处理的时间，还提高了音质。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注资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技术的突破使小提琴品质大幅提升。而价格优势让黄桥小提琴的市场份额迅速登上了全球第一。
但黄桥仍在努力摆脱制造“低端琴”的标签，黄桥提琴价格多为2000元左右，而意大利小城克雷莫纳出品的提琴价格往往超过万元，高端琴可达几十万元。
音乐等文化产业的升级尤为不易，需要时间的积淀，还要依靠文化浸润，依靠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
虞城县隶属河南省商丘市，人口126万，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钢卷尺生产基地。行业从业人员20万余人，生产各类卷尺15亿只，占全国钢卷尺市场的85%，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2021年虞城县钢卷尺年产值约300亿元。
1978年，稍岗镇南庄村一些农户从城里废品收购站等地收集报废的残尺条，截开后再变卖。没多久，这些人成了"万元户"。钢卷尺作坊在稍岗镇上快速生根发芽。
排列整齐的钢卷尺
1992年，稍岗镇吴庄村第一家钢卷尺厂——中州卷尺厂诞生，开始了小作坊到机械化制作的转型。
虞城钢卷尺产业遭遇过质量低、销路窄的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消费者对质量要求的提高，当地的畅销品变成滞销品，虞城的钢卷尺工业举步维艰。
1998年，在虞城县委、县政府的组织协调下，虞城县钢卷尺协会成立，帮助企业树立品牌意识、质量意识。从以前贴牌为主，到推出“江华”“红叶”“万山红”等一批知名品牌。
“虞城县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质检中心”于2011年成立。通过创建国家级质检公共平台，虞城县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业突破了质量瓶颈。产品质量合格率，2014年为89%，2015年为97%，2016年达到98%。
当地大企业不断坚持创新，从纯手工的低端产品发展到各种智能电子量具，包括数字显示卷尺，自动换算的远距离大面积测量仪、安装芯片语音系统的测量工具。
但是，虞城钢卷尺行业的技术门槛仍然不高。而且AI等技术进步已经提供了多种测量方式，钢卷尺行业将面临巨大风险。虞城应该加快产业扩展，比如打造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生活五金工具。
平乡县人口约30万，被誉为“中国童车之都”。2020年生产童车6000万辆，电动智能童车及玩具6000万辆。童车、电动童车销量占国内市场的70%以上，国际市场的50%。
童车产业发源于当地的自行车产业。河北邢台市的平乡县、广宗县和邯郸市曲周县是相邻的三个县，都以生产自行车为特色产业。
二十世纪80年代，平乡县冒出来很多自行车厂。那时冒牌车、劣质车盛行。当地生产的车被称为“十里酥”，骑十里的路程，车就基本散了。
后来政府整顿治理，很多厂家开始提高质量，打造品牌。该县先后成立了河北自行车研究院、中国自行车协会华北培训中心、自行车及零配件产业集群精密模具研发中心等。
如今江苏昆山的好孩子公司和天津的富士达公司作为自行车龙头企业对本地供应商起到引领作用。但是，平乡县仍然不能生产一些自行车的关键零部件，变速器还要依靠日本禧玛诺公司和美国速联公司。
和其他小镇产业相比，自行车产业体量大，生产难度高。材质、功能都有很多升级的空间。平乡县、广宗县和曲周县应该发挥合力，进一步促进企业融合，培养更具实力的冠军企业。
广东省中山市的古镇镇，人口不到30万，却是著名的“灯饰之都”。2021年灯饰销售额占中国60%。
二十世纪80年代古镇出现了生产灯具的小作坊。人们见卖灯的收益不错，开始加入灯饰行业。
1986年，小作坊开始升级为小企业。1990年，在古镇镇政府的协助下，“古镇灯饰长街”建立，这是古镇最早的灯饰商业街。
1999年，古镇灯饰进入成熟腾飞阶段，这时古镇已经拥有1000多家灯饰企业，古镇的灯饰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6%。
1999年，古镇的首届“古镇灯博会”开幕，古镇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灯饰生产基地以及产品集散地。此次灯博会共有海内外40多万人参观，成交金额达到了11亿元。通过灯博会，古镇灯饰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
2010年10月，古镇镇政府成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其中设立科技创新、品牌推广等五大服务中心。与此同时，中国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中山大学（古镇）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中心、中山市古镇灯饰照明创新设计中心等多个公共服务平台已相继投入服务。
但是，古镇镇的灯饰产业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产品质量虽然有保障，但同质化问题突出。除了外观设计，没有核心能力，且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每一款灯饰的销量都有限，爆款可遇不可求。行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容易被模仿，产业转移随时可能发生。
澄海县，2003年划入汕头市区，人口约80万。这里生产了中国近50%的塑料玩具，其中有七成用于出口。
1979年澄海玩具产业年产值1200万元，1995年突破10亿元，2004年突破100亿元。截至2020年底，澄海区玩具礼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3.4万家，有20多家年产值超亿元的骨干企业，玩具产值约580亿元。
1985年，全县已经有玩具厂和作坊406家，从业人口近万人。这个时期，玩具生产设备是手动塑料机，生产技术落后。
1986年-1995年，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应用电子技术，逐步实现玩具产品电动电子化，出现了一批专业村和专业镇。国内外开始关注澄海的玩具业。
1996年-2004年，澄海玩具礼品业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微企业既合作又竞争的格局。
2005年以来，澄海区积极实施名牌战略，玩具产业向高创意、智能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一些品牌IP，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超级飞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
当前，澄海全力推动玩具产业与文化动漫创意融合，向高端化、品牌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但还需要解决研发设计环节薄弱、一流IP少、本地高质量原材料供应不足等问题。
从以上八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小城产业集群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目前产品不仅质量可靠，而且持续更新。但是，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的每个环节都难以形成关键技术，容易被模仿。
中国小城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它们难以创出知名品牌，几乎不可能进行关键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为了促进创新，应该引导企业融合，形成大型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仍是中国小城产业最大的竞争优势。政府应该警惕土地成本的过快上涨。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植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动自动化生产和柔性智造。
县级、镇级产业对于中国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非常重要。县镇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点，也是乡村人口城市化重要的过渡带。
县城有固有的劣势，比如缺乏人才，缺乏科创实力。但是，当县城将政策红利、数字化经济和本地要素优势充分结合，却可以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经济形态。
作者为《财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编辑：刘建中
1983年，山东母亲给儿子缝制棉鞋，结果鞋底竟然是失传的永乐大典
1983年，山东一位老母亲将自己亲手缝制的棉鞋拿给了自家儿子，这个儿子见母亲一番心意，便开心地试了起来，却发现鞋帮不太对劲，居然写着“永乐”二字。孙洪林便急忙问起了老母亲，“你给我缝制棉鞋用的鞋帮是哪里来的？”
老母亲不由得称奇，就说“不就是你爹放在床头柜里的那本破书呗！”她一边放下棉鞋，随后走到床头拿出抽屉，翻出了那本古书，继续说道：
“这本书的年头是有些了，你爹说从你太爷爷那一辈就已经有了”。
孙洪林联想到了鞋帮里的“永乐”二字，便拿起书仔细翻看了起来。要说这孙洪林，虽然家境并不优渥，但平日里还喜欢钻研些历史，倒颇有几分文化。
他翻了又翻，却发现自家的这本古书似乎有点非比寻常，颇和传说中已经失传了数百年的《永乐大典》有几分相似。
孙洪林越想越是心惊，也想解开心中的谜团，便拿着这本古书赶到了城里，托人寻到了文管所的专家，请求帮忙鉴定。
没想到，当文管所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本古书后，同样觉得不可思议，明明从材质上看应该是明代时期的古籍，但却不敢下结论。不得已，只能向上级报告，邀请了更多专家一同品鉴。
数日后，古籍专家们齐聚一堂，他们将这本古籍研究了好几番，从古籍的书衣、书背、内容等入手，一致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永乐大典》。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当地，有文物贩子直接上门找到了孙洪林母子，开出了数万块的价格，可惜孙家母子却不为所动。在他们俩看来，这本古籍另有它的归宿。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珍贵在何处呢？
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宣了当时名闻天下的大学士解缙进宫，并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解缙招揽一批有能力的文臣，去编著一本涵盖了当时天下所有经史子集、名人著作的书籍”，希望能尽可能涵盖古人传承下来的知识。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解缙组建了一支多达100多人的编修团队，然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编成了此书的初稿，还取名文《文献大成》。可惜朱棣在粗略地看了一些部分后，觉得收录得不够详尽，解释不够齐全，要求他们重新进行修撰。
大概是朱棣觉得准备不够充分，便改命姚光孝为编辑主持，解缙为监修，同时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团队，据说足足有两千余人。
经过这些人没日没夜地努力，他们足足用了五年，最终完成了这本鸿篇巨著。这一次，朱棣看完后非常满意，亲自给这套著作取了个名字，也就是后世流传的《永樂大典》。、
据历史记载，《永樂大典》共有22877卷，全书多达3.7亿字，从经史子集到天文地理，从阴阳术数到技术工艺，从医术艺术到琴棋书画，几乎是包容万象，堪称是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大宝库。
可惜的是，朱棣虽然要求编撰《永乐大典》，但他的目的却并不是将其作为文化教育的经典传承下去，而只是抄录了一个副本，名为“永乐正本”。
据记载，这两套书一直放在深宫之中，等到朱棣去世后被作为随葬品放在陵墓之中。只是，由于年代已久，就连考古界也不确定《永樂大典》是否仍存在于世。
想来也是如此，在专家们看到这本古籍时难以置信，毕竟就算这本书不是正本，而只是《永樂大典》副本，那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永乐大典》。
前文提到，孙家母子觉得此书另有归宿，拒绝了文物贩子的上门求购，他们又意欲何为呢？
原来，孙洪林二人在听闻此书的学术价值后，觉得将这本书捐献出去才是让这本书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便主动上交给了国家。
其实，《永乐大典》所记录的知识虽然已经是浩如烟海了，但华夏民族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却又不止于此。我想，正是这样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明，才是我们中国人最该自豪的地方。
被关押时双眼被布蒙住，十五年都不知道是在哪所监狱
我问她，当时关押在上海什么监狱？她说，不知道，因为当时她被押上汽车之后，双眼给用黑布蒙了起来，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
我告诉她，由于多次前往上海各监狱采访，我对上海监狱的情况相当熟悉。她一听，非常高兴地说，如果我有机会出差上海，一定会拜托你寻找当年的关押之所。她很热情，那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很巧，那天正值杨开慧的侄孙女孙燕来访，还谈及关于杨开慧的许多往事。
过了20多天，1986年12月16日，我刚出差广西桂林飞回上海。翌日晚上，从北京出差上海的刘松林，来到我家。那时候，不时兴“打的”，她在上海又没有专车，她竟然是在上海友人陪同下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我家!
她说，这次她出差上海，希望能够顺便查明在“文革”中她的关押处。我问她，那个监狱有什么特点？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
她的这一句话，使我猜出她那时候关押在上海何处。她所说的“窗上安装了铁栅”，表明是正规的上海监狱，不是临时关押的场所；她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是上海郊区的监狱。当时上海各监狱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区，能够“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我马上断定，她当时极可能被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原本叫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改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即上海县，所以旁边有农田。
顾名思义，上海少年管教所是关押少年犯的，她怎么会被关押在那里？在“文革”中，一切都乱套。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曾经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上海市“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
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说他当时也被关押在那里，成了“少年犯”。贺绿汀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关押期间，他到监狱理发室理发，发现地上有很多白发，表明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老干部。
我当即把我的判断告诉她。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去看望刘松林。刘松林住在上海巨鹿路的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她希望我能够陪她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帮助刘松林去上海少管所得到求证
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蓝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蓝苹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刘松林请空军招待所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一到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沿着走廊信步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她自言自语地说：“像是这一间。”
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作队长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窗上安装着铁栅，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
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老杨也被捕了
她还告诉我，当时老杨也被捕了。
她所说的老杨，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1990年夏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杨茂之。
众所周知，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当时毛岸英只有28岁，而与毛岸英新婚不过一年多的刘松林只有20岁。毛泽东生怕刘松林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瞒了她3年，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此后，毛泽东把她当成女儿，劝她再婚，并为她物色对象。
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说杨茂之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而且为人忠厚正派。
毛泽东同意了。
其实，刘松林在苏联留学时，曾在一次留苏学生的集会上，见过杨茂之，只是当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杨茂之是在1954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一起前往苏联的。杨茂之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
经毛泽东牵线，刘松林和杨茂之在1962年2月结为伉俪。那时，刘松林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在工程兵科研部搞技术情报俄文翻译。
在刘松林和杨茂之举行婚礼的时候，毛泽东托人交给刘松林三百元人民币购买礼品。另外，毛泽东还把自己刚刚创作的词《咏梅》，抄录了一份，送给他们，作为纪念。
1963年10月，刘松林生下长子，她和杨茂之商量，取名“小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毛岸英。
刘松林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出生在上海。老杨被捕之后，她不知老杨是否跟她关在同一个监狱中。
刘松林说，她不时从窗口望下去，窗外除了有农田，还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杨茂之的——因为老杨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江青下令逮捕刘松林
“文革”中刘松林在上海究竟是怎样被投进监狱的呢？刘松林对笔者说起她在“文革”中的经历……
“文革”刚刚拉开大幕，刘松林便受到猛烈的冲击。谁发难呢?那便是“文革”的“旗手”、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峥嵘”的江青。
那是在1966年7月26日，江青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火”。照理，这“点火”，也就是点“文革”之火罢了。可是，江青越讲越激动，把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后，忽地把家里的事也夹杂在一起进行“揭发”：“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张少华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结婚的。她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二儿媳妇，而江青却声称“根本不承认”！江青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
张少华和张文秋闻讯，连夜转移，以避江青派人追斗。她们在北京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日子。
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
杨茂之在和刘松林结婚后，从空军学院调往空军部队，在北京附近的沙河机场当团长。后来，又调往山东高密。“文革”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可是，老杨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
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被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杨茂之告诉笔者：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是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
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了，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老杨“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
毛泽东主席说：“娃娃们无罪”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但是她并不知道老杨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也就是上海漕河泾监狱。她记得，转移时来了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上车之后，她的双眼被蒙上黑布。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发明的，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深知，只有父亲毛泽东能够救她。于是，她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压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把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父亲毛泽东读了女儿刘松林的信，才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指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被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5时起床，一直坐到晚上10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刘松林虽然出狱了，却又进了空四军的所谓“批林学习班”，成天要写“揭发”材料。刘松林质问那个“批林学习班”的头头：“我跟林彪反革命集团毫无关系，要我写什么‘揭发’材料?”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终于得以回北京治病。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1979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老杨后来也调回北京，1983年起，在空军学院担任研究部副部长。老杨无限感慨地对笔者说：“那十年，倒霉的十年！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倒霉，就‘停飞’。唉，真是一言难尽，一场噩梦……”
老杨还说及，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那些日子里，他去北京正义路，观看了开庭的情形。他看到江青、王洪文受审，非常解气。他说：“他们终于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希望提审当年关押她的戴立清和廖祖康
1986年12月20日那天在上海找到了当年关押的监狱之后，刘松林提出，希望提审当年押她进上海少年管教所的戴立清，还有王洪文的机要秘书廖祖康，以了解她当时被捕的详细情况。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后有关方面说“这些人不宜接触”，但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让监狱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刘松林不便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见面。
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之后，我陪刘松林游览上海徐家汇，然后到我家。这是她第三次来我家。我的母亲请她在家中吃晚饭，她很高兴。她每一回到我家，见到长辈，都很尊敬。
她说，这次上海之行，终于找到了“文革”中关押她的监狱，弄清楚了关押她的来龙去脉，为写作回忆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告辞之后，就回北京去了。两个多月之后——1987年2月14日，刘松林从北京给我来信说，“春节后我还未与政保处联系，我想他们也够忙的，还是往后拖拖再说吧。”
我在收到刘松林的信之后，于1987年2月17日写了回信，给她寄去在上海少年管教所里拍摄的照片。后来，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劳改工厂采访了廖祖康。廖祖康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王洪文的印象，但是关于王洪文审问刘松林的情况，他并不清楚。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看望老杨和刘松林，告诉他们上海少年管教所已经被拆迁了，那里如今建起高高的光大会展中心和海友花园。刘松林庆幸在10年前来到那里，拍摄了那些珍贵的照片。
深深怀念毛泽东
刘松林经历了种种坎坷，如今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经工作。她每天坚持锻炼，看上去比前几年更年轻了。
她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爬山虎，爬满了高高的围墙。她说，围墙容易使她想起上海的监狱，所以她一定要用爬山虎“绿化”围墙。
2008年12月18日，我接到刘松林的电话，告知我，她和儿子杨小英一起来上海。她邀请我和妻翌日上午10时在上海威海路毛泽东故居见面，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仪式。
我和妻如约来到威海路583弄（原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78岁的刘松林戴一顶雪白的羊毛帽子，黑色皮风衣，围一条彩色围巾，显得很精神。
在弄堂里，有一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建筑面积520平方米。她告诉我，这幢石库门房子中的7号，便是毛泽东故居。
那是1924年2月，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带着两岁的儿子毛岸英和出生才3个多月的毛岸青，住在这里，一直住到年底。
毛泽东一生中曾50多次来到上海，其中1927年之前就曾10次到过上海，这里是毛泽东第9次来上海时住的地方，也是携妻带儿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除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之外，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杨开慧除了照料孩子，还在工人夜校讲课。由于这里也是毛岸英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所以“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设在这里。
在举行了“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式之后，刘松林作为毛岸英的妻子，为陈列馆揭牌。
在上海的毛泽东故居里，刘松林拿出数码相机，把存储卡里的她的第三代的许多照片给我看。这时候，刘松林的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之中。
来源：“新三届”公众号
问 马斯克买下了这个向全世界散布谎言的公司 （推特）, 后续想要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