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 总是 深创投？

深创投全称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强大的股东背景汇聚超群的资本实力——管理各类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人民币 ，造就中国资本规模最大、投资能力最强的本土创业投资机构。
深创投的崛起并非理所当然。正如圈内同行聊到深创投，常常印象会惊人地统一：国资背景出身，但打法十分市场化。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过去20多年，数不清的国资创投机构涌现，但深创投至今依然只有一个。这样独特的气质，要从深创投的基因说起。

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二次创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一号提案”积极倡导国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在此背景下，深创投于1999年成立，其中政府出资5个亿，企业出资2个亿，正式掀开中国本土创投的历史帷幕。

深创投成立之初，深圳市政府便确立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深创投市场化运作的基础。当时负责筹建深创投的相关领导甚至请来了很多外籍专家做顾问，这在当时很多地方是不敢想象的事。

此外，深圳市委市政府还定了两条铁规：一个是“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允许深创投将资金投向深圳以外，由此奠定了深创投成为一家全国性企业的基础。需要指出，这种不囿于本行政区域投资的政府背景VC，即便是放在当下也是难能可贵；另一个原则是“不塞项目，不塞人”，这是当时市长定下的原则，不塞项目确保了决策机制的独立性，不塞人确保深创投能够真正聚集一大批干事创业的专业人才。

多年下来，深创投已成为中国本土创投的风向标之一，为行业做了不少创新性尝试。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在募资端率先探索政府引导创投基金，开创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模式。

早在2005年，国家十部委就联合下发《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方向，但对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未形成明确的思路。彼时，深创投敏感地注意到政策趋势，开始着手研究策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

随后，深创投顶着压力迈出了影响深远的一步。2007年1月18日，深创投与苏州市政府合作设立的全国首只政府引导（子）基金——苏州基金宣告成立。此后，深创投在国内率先探索出了政府引导基金一整套完整的管理理念、管理流程和管理方法，逐渐形成了创业投资的本土打法。

截至目前，深创投所执掌政府引导创投子基金的数量超过130只，总规模超过800亿元。借鉴深创投的经验，政府引导基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深刻影响了中国创投行业的募资生态。

倪泽望介绍，“十三五”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壮大创投主业、拓展股权投资产业链，建成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综合性投资集团。为此，深创投开启了多元化探索——向创投上游发展母基金、S基金管理业务；向创投下游发展并购业务、公募基金业务、PIPE业务等。

2014年，独家发起设立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由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发起设立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2019年，发起设立国内目标规模最大的S基金（目标规模100亿，首期规模26亿），推动完善中国整个股权投资生态体系。而2021年，深创投旗下公募子正式取得基础设施ABS业务许可，成功落地盐田港公募REITs，成为国内首批9家公募REITs之一......不胜枚举。
深创投当务之急的三件事
掌舵这艘本土创投巨轮，倪泽望不是没有危机感。从事风险投资这份职业，就意味着站在创新最前线，瞬息万变，稍不小心，就可能掉队。他向投资界谈起了深创投当务之急的三件事：

一、吸引人才
与美元基金相比，深创投的员工薪酬待遇依然存在客观差距，这也是人民币基金存在已久的顽疾。
坦白说，深创投激励机制相比众多国有创投已经足够市场化——参照创投行业国际惯例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净利润的一定比例奖励给全体员工，项目净收益的一定比例奖励给项目团队，项目净亏损的一定比例由项目团队承担。
但问题来了，深创投给予一线员工的激励大部分与业绩挂钩，然而创投是一份周期很长的职业，中长期收入可能比较可观，但短期三五年难见回报，这意味着很多投资经理在入职最初几年只能拿较低的当期工资。这些收入难以覆盖他们购房、孩子上学等生活成本，导致一些优秀人才在决定是否加入深创投时，会有很多顾虑。
二、募集资金
人民币基金募资难已经老生常谈，国内极为缺乏长线资金。欧美等发达地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对于创投资产配置已十分熟悉，因此深创投希望未来能加强与外资LP的合作。
超高净值人群是募资的主要目标客户之一，但创投资金退出期长，成为这类人群参与创投基金的“拦路虎”。如何解题？倪泽望认为，设立完善的私募基金二级市场，让个人LP在资金吃紧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将手中的股份流通变现，将极大提高超高净值人群参与创投基金的积极性。
“我们希望类似社保基金、公积金、险资等大型机构，能够积极配置一些创投资产，哪怕只有5%、10%的比例，就能解决创投行业募资难问题。另外，需要提醒一点，创投机构募资不能只盯着政府财政资金，否则这个行业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倪泽望说。
三、优化内部决策，对标国际一流创投机构
“深圳市国资委要求深创投对标国际一流创投机构，这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能小富即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技术层面，深创投希望优化投资决策体系。尽管此前已经适度放权，但目前仍以集团集体决策为主，导致面临一些优质项目时，内部决策节奏跟不上。深创投每开一次投委会都是半天时间，但随着项目越来越多，有限的时间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项目决策需求。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目标层面，深创投希望提升上市公司在各个资本市场板块的“占有率”。“深创投目前在创业板、科创板上市的投资企业数，分别占创业板、科创板全部上市企业数的6%、7%，为此我们提出在‘十四五’尝试达到10%的目标，甚至更高，这意味着未来深创投必须投更多的项目，才会有更多的上市公司。”
倪泽望表示，除了上市数量，深创投还要追求上市企业质量。未来的上市项目统计分析，深创投会更关注所投企业市值百亿以上和千亿以上的数量，以及深创投在其中所占的股份。要投出更多上市后超高市值企业，分享到更多陪伴企业成长的红利，势必要求投资团队投早、投小、多轮投、重仓投，一直陪伴企业长大。
“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家企业达到千亿市值，而深创投占有10%的股份，那意味着绝对回报能达到100亿元。目前，深创投每年至少能收获一个绝对回报30亿以上的单个项目，但百亿回报的项目还没有出现过。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美元基金挖角凶猛，
这一年，创投圈涌现这些现象
2021年即将过去。这段时间，创投圈流传着一个观点：本土创投正面临美元基金的降维打击。对此，倪泽望坦言其实并没有这么夸张。

他分析，相对本土创投，他表示美元基金的确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

1、募资方面，外资机构的募资能力和资金属性要优于本土创投，美元基金的资金多是长线资金，包括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基金的存续期限也都超过10年；而本土创投的资金多数是中短期资金，且国资成分占到70%，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

2、投资方面，美元基金的决策机制相对更灵活、投资策略可能更激进一些，因此在抢项目上，美元基金的优势要大一些。但是本土创投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本土创投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解更深刻，本土创投可能更擅长投资硬科技，特别是在一些外资禁入的领域，可能只有本土创投才有投资机会。因此美元基金和本土创投更多是投资策略、投资风格的差异。

但谈到美元基金重金“挖人”的现象，倪泽望坦言因薪资待遇造成的人才流失现象确实变得比较严峻。今年以来，关于美元基金大手笔挖角人民币基金骨干的传闻不绝于耳，圈内一度盛传某头部美元基金直接挖走了华南一家人民币基金的整个Team。

这么多年，深创投通过一套富有竞争力的机制是留住了许多优秀人才。倪泽望透露了一组数据：以五年时间作为维度，深创投人才流失率不到1%，高管、核心骨干的离职数量更是为零，背后是“通过激励机制把投资团队利益深度绑定起来了”。

此外，深创投每年还会源源不断补充生力军，主要来源是深创投博士后工作站。2003年，深创投成立了国内创投行业第一家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深度参与公司业务，实现“产学研资”结合。博士后工作站先后招收博士后16批次、共计97人。特别是近几年，深创投加大专业人才招聘力度，每年新招收培养博士后约20人。目前，深创投博士后工作站已出站62人，“一出站便入职深创投”。在站35人，深度融入深创投研究和投资等工作中。

相较于美元基金的竞争，倪泽望认为另一个群体更值得引起重视：产业投资机构（CVC）。如今，CVC在创业公司面前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财务投资人开始直面CVC的竞争。从CVC投资案例占比全部风险投资案例比重来看：全球22%，美国16%，欧洲24%，亚洲32%。这是一个警醒——创投机构需要抓紧提升自身的产业优势，或者打造自己的产业平台，或者与产业平台建立深度合作。

正如深创投在去年设立了目标规模100亿的产业母基金，首期规模40亿。据了解，深创投产业母基金专注与产业龙头、专业投资机构合作，目前已与中兴、华为、顺丰等机构建立合作基金，在项目投资和资源合作上互相成就。

跨过200家上市公司里程碑后，深创投迈向了下一段旅程。倪泽望坚信，凭借中国经济体量，这个行业一定也会诞生类似黑石这样的巨无霸资产管理机构。而22岁深创投正青春，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