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数据吐槽中心、网易新闻
所谓香港“特殊相关待遇”，最主要体现在贸易方面，也就是单独关税区。

1994年关贸总协定规定，单独关税区可以成为WTO成员。1986年4月，中英双方联合宣布香港成为关贸总协定单独的缔约方。从此以后，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香港单独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事务表示认可。中国香港在1995年1月1日成为WTO创始成员。

根据美国《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尊重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后为世贸组织成员）地位。美国给予香港最惠国待遇地位，承认香港的原产地证书，视其为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原产地。据此，历史上，在《多种纤维协定》中，美国进口的原产于香港的纺织品与服装都有不同于原产于中国内地的国别配额。

香港享有的“特殊相关待遇”，还包括出口管制。

美国出口管制国家分类表中，中国香港被分在B组，内地被分在D组。B组是较少限制的国家与地区，D组是美国认为对其国家安全有潜在危险的国家和地区。

因此，对于有些出口到内地需要申领出口许可证的敏感技术产品，如果出口到香港地区则可以不用申领许可证或者直接豁免。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美国对内地加征了违反WTO协定义务的高关税，但对从香港进口的产品仍然按照WTO规定，征收平均大约为3.5%的最惠国关税，如果美国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则原产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有可能被额外征收7.5%到25%的高关税。

美国取消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后，敏感技术产品出口到香港也会面临和出口到内地同样的管制。

至于香港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将因此受损，分析人士认为，答案同样是肯定的。

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营商环境上。如果营商环境稳定、透明、可预期，就会持续吸引投资者。香港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因美国取消特殊相关待遇就下降。

如果美国认为香港已经没有高度自治，不愿意给予香港和内地不同的待遇，甚至不认可香港作为签约主体的地位，那么很多港美之间的协议都可能要重新审视。

例如，香港和美国之间的航空服务协议、双边税收信息交换协定（FACTA跨政府协议）、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等。美国是否会要取消这些协议还要进一步观察，毕竟这对美国自身利益的损害可能不亚于对香港的损害。

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本质上其实是欧美各国给予的一种特殊待遇。美国第一个取消，英国以及欧盟各国大概率会排在第二和第三序列。在香港的特殊待遇被取消之后，必然会对大陆经济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香港对于大陆的经济意义，主要是三条。

第一，贸易转口。每年转口香港的货物总值约为1万亿美元，其中大约有4成是大陆的转口贸易额，这就是四千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将香港当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与其之间执行与大陆完全不同的关税安排，基本上就是零关税。因此会有大量的企业选择将香港作为整个东亚地区的货物集散码头，尤其是一些体积较小的商品，比如芯片和电子零配件，这些商品会在香港大量汇集，然后深圳的中小微型电子企业会人肉去香港把这些货搬运回来。现在是新冠疫情期间香港封关，深圳的这些小型电子企业损失惨重，为了维持生产必须走正式的进口通道，多交了不少税，增加了不少成本。这些企业其实是深圳那些位于下游的大型电子企业（比如中兴华为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必须的上游配件提供商，这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下游也是难受得要命。可想而知，香港的特殊关税区待遇如果取消，起码深圳的电子行业将会遭遇重创，而且是直接伤元气的那种重创。

并且，每年总货值高达一万亿美元的亚洲地区商品进出口需要重新寻找转口港，选哪里呢？被寄予厚望的海南到底行不行？这事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行的，关键是，老外愿不愿意接受海南的司法体系？打起外贸官司来能不能得到足够的保护？如果老外不能信任海南的话，那必然是便宜了新加坡和东京。

第二，资金通道。每年我国实际利用的外资，有七成左右会利用香港作为资金通道。下表的数据截至到去年10月份，是因为去年10月份之后我国商务部门不再发布细分外资来源国的分项数据。摊手。不过规律始终都摆在这里，七成这个数据是不会有太大的疑问的。如果以后外资不再借道香港，它们可以借道哪里？最关键的地方依然跟商贸转口港的问题一样，外资信不信这个替代点的法律体系，发生纠纷之后打官司，它们能不能理解法院的判决以及适用的法律条文。老实说，就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新加坡大概率会接过这个资金通道业务。

第三，港币的独立地位。港币拥有自由结算功能，欧美各国也普遍承认港币的历史独立地位。到今时今日，港币与我大中国的人民币之间，是互为外汇储备的。虽然大陆的外汇储备里到底有多少份额是港币，这个没有公布，不过我可以合理推算出来。大陆企业在香港借款算是常态，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的统计年报的数据，其中转入国内的港币贷款余额约为1万亿港元，这笔钱基本上都要算作外汇由银行体系兑换为人民币的，这个过程就是创造外汇储备并印出人民币的过程。1万亿港币折算约1300亿美元，这么看起来，我国现在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里，其中就有1300亿美元的份额，其实实质上是港币。

现在眼看着港币也是即将丧失独立地位了，这事的影响更加深刻。对大陆来说，价值1300亿美元的港币储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多，不过其实我大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并不是很强。在扣除外债之后，截至2019年底的外汇净储备其实也只有1.78万亿美元，到现在恐怕还会更少，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亚非拉等国的长期低息借款，也是缺乏流动性的。所以1300亿美元，实在不算少了。

现在我个人还没把这事给完完全全的捋顺。如果港币丧失独立性并不再被欧美各国承认的话，那理论上香港应该取消港币，直接使用人民币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直接要削减1300亿美元？如果依然坚持发行港币，并依然与人民币互为外汇储备的话，那这在理论上算什么？武当梯云纵？跳在半空中左脚踩一下右脚就起飞？

这么说吧，如果我大中国御用经济学界不趁着现在这个难得的空闲时间，在这一两个月内，把这种极其复杂深刻的问题，给彻底捋顺的话，那么，到三季度之后，估计会有巨大的金融混乱冒出来。到时候欧美各国成熟的金融企业，兵临城下，向我们发起成体系的进攻，而我们就靠单枪匹马一腔热血去守卫我们的金融长城吗？敌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那不是扯淡吗？

二十年前，当很多人还在绿皮车里为旅途奔波劳碌之时，或许怎么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为方便的交通工具之一，距离已不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障碍！
作为如今中国一张最大、最美的名片，如今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运行里程甚至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壹
“永不松动的螺母”！
早在1961年，这种螺母就被研究发明了出来！而这一切背后的故事都要从一个名叫若林克彦的日本男人开始说起。

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大阪的一个工业产品展会上一种叫做“回旋螺母”的东西吸引了若林克彦的注意。

相比于传统的螺母来说，这种螺母显得极为的特别。这种使用了不锈钢的钢丝做卡子的螺母虽然结构十分的复杂，但却比普通的螺母牢固成千上万倍。可相比于传统的螺母来说，这种“回旋螺母”的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价格太过于昂贵。

于是，若林克彦便想如若能减轻这种螺母的成本，那么岂不是十分完美？于是，他便天天陷入了对这种螺母的专研之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若林克彦发现板簧卡住螺丝钉螺纹的方法不仅可以达到和之前相似的效果，且成本十分低，而若林克彦也将自己研制的这种螺母命名为了“U螺母”！

为了能大量生产这种类型的螺母，若林克彦也创立了一家叫做“富士精密制作所”的公司。

但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若林克彦一直无法找到特别好的手段将自己手上这批螺母推广出去。

直到两年后，这家公司推出了一句叫做“永不松动的螺母”的标语，才彻底的让这种“U螺母”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让若林克彦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也为自己引来了“灾祸”！

这句广告语一打出，很多买家纷纷都找上了门来，“U螺母”的销量一下就涨了数十倍，这也使得公司的月收入达到1亿日元。

可短短数月后，这些购买过“U螺母”的用户就找上了门来要求退货，并宣称“U螺母”号称“永不松动的螺母”完全就是虚假宣传！

原来，很多用户购买了“U螺母”后将其用于了挖掘机和打桩机上，而这些机器的震动幅度确实很大，已经超出了“U螺母”承受的极限，出现了松动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的发生，若林克彦自愧不已，他认为自己打出的广告欺骗了自己的顾客们。也是因此，若林克彦做了一件令所有人意外的事情，那就是选择离开这家由自己所创立的公司！

贰

虽然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公司，但若林克彦的心里却一直解不开这个心结，一直在想办法改进“U螺母”的抗抖能力。

直到1973年一天，若林克彦从古代木结构建筑中的榫头上得到灵感，于是便动手将揳子打进了螺母和螺钉的缝隙之中。结果让他十分惊奇，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永不松动的螺母”。

1974年，他又创立了第二家企业——哈德洛克（Hard Lock）工业株式会社。但和他想象的不一样的是，由于受到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影响，第二次创业甚至比第一次创业更难。

首先，很多厂商都不愿再相信他所发明的这种螺母能做到“永不松动”。其次，新发明的螺母由于结构比以前的更为复杂，因此成本也更高。因此，即便若林克彦到处游说客户尝试使用这种新型螺母，但客户们却无一人行动。

面对这种窘境，若林克彦为了维持公司的继续运营，甚至不惜靠找一些其他工作来补贴公司。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在若林克彦的游说下，一个客户终于同意了尝试使用他们所生产的这种螺母，而通过这次完美的案例若林克彦也证实了自己所生产的新型螺母的牢固性，真正的做到了“永不松动”。

随着这种新型螺母口碑的不断扩散，找上门来的客户也越来越多了。最后，就连日本最大的铁路公司JR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永不松动”的螺母，自此之后这种螺母甚至在全世界都火了！

因为其抗震能力强等优势，如今这种螺母已经成为了高铁必备的一种材料，被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购买。除了铁路外，包括美国的航天飞机发射台、海洋钻探机等很多高精尖装备也都采用了这种螺母。

结语：

一个螺母就能卡住很多国家的脖子？

实际上，“Hard Lock螺母”生产的构造并不是秘密，甚至在公司的官网上就有这种螺母的详细结构介绍。不仅如此，这家企业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小而美的运作模式，员工人数一直都没有超过50人！

但多年来，虽然有很多国家很多企业都尝试过模仿着做这种“永不松动”的螺母，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对此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那就是中国的高铁中大量的使用了这种螺母，如果日本停止了向中国供应这种螺母是否会存在卡脖子的问题？

实际上，在我看来，相比于“芯片”这种高尖端科技来说，这种“永不松动”的螺母靠的是物理学的一些原理所制造产生，其本身的技术难度并不会和“芯片”这些产业同日而语，因此还达不到“卡脖子”的这种境界。

而现在之所以使用日本所生产的这种螺母，我个人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的产业链，每个国家在这个产业链中都有不同的分工，而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来制造，因此在螺母这个产业链上就采用质量和性价比更高的日本螺母。

但如果有一天，日本真的停止供应这种螺母，我认为并不会卡住中国高铁的继续发展，相反以中国工业现如今的实力，很快我们就能找到替代的方案！

在2020年8月份mate40系列还未上市的时候，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就说过“华为的麒麟芯片不多了，麒麟9000很有可能成为华为高芯的绝唱”。

华为从5G技术领先全球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遭受美国的打压制裁（孟晚舟回国希望渺茫），华为手机全球销量曾经一度超过苹果成为全球出货量第一，但是由于美国对华为芯片的制裁，导致华为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销量就开始严重缩水，如今半年时间过去了，华为在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已经退到第三位。前两位是步步高通信旗下的OPPO 和Vivo，之后是小米和苹果。

当时就有传言说，华为仅有900万左右的5nn麒麟9000芯片，如今通过大数据得知，mate40系列的出货量已经远远超过了400万台，剩下的其他机型应该何去何从，我们只能等候华为给出答案。

2020年11月17日华为宣布出售子品牌“荣耀”，荣耀宣布脱离“母体”华为。

此举被网友称为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华为的无奈之举，也是本着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的负责，脱离华为后，荣耀可以更好的发展，不用同华为在一起受苦受难。另一方面也能减轻华为这个“家长”的困难，无论从谁的角度讲，对二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荣耀作为华为旗下的第一子品牌，主打性价比，用户群体多为年轻人，口碑广受好评，与小米旗下的红米不分上下。

如今单飞，前途无量。

鸿蒙系统从布局到进入2.0时代

事实上，华为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壮大会遭到美国的“妒忌”，为此，华为每年都会将大量的营收投入到产品研发上面。华为在产品研发上也是手机厂家中投入最多的。这个从华为鸿蒙系统的研发就可以看得出来。

华为鸿蒙系统最早从2012年开始布局，到2020年2.0版本全面推出。鸿蒙系统最开始的定位并不是智能手机市场，而是智能家居领域。

其实在很久之前，华为已经做好了被美国制裁得心理准备，只不过让华为始料未及的是全面制裁来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华为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据说，今年包括mate50在内的很多机型，操作系统都会由鸿蒙系统OS全面替换基于安卓的EMUI系统。而且据华为已经进行官宣，官宣声称：“当前的 EMUI 11将会成为最后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华为将彻底告别安卓系统，取而代之的是鸿蒙OS，EMUI 将成为历史。

不用担心鸿蒙系统，有内部消息称：华为鸿蒙系统各方面体验都已经远超安卓，不过消息的可靠度如何，究竟鸿蒙系统有没有那么“靠谱”，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华为要做的是“苹果”，华为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的手机品牌。

系统可由鸿蒙替代，那华为的“中国芯”该怎么办？

华为的芯片库存量具体还有多少虽然没有公布，外界各种猜测不断，但就算是有存货，估计也不会太多。短时间可以充数，但是长时间肯定会全面影响华为手机端的业务。

最近，传来好消息。华为在三星那边还有一批芯片正在代工，型号为麒麟9000L，不过这只能部分解决燃眉之急。

华为方面表示未来要靠“中国芯”的支持，华为将全力支持中国芯的研发，中国芯国内代工厂家有不少，但是大部分制作工艺都不成熟，目前比较厉害的有中芯国际，龙芯中科，上海微电子等。

但遗憾的还是目前这几家的工艺水平仍然无法跟得上主流手机芯片的脚步。目前最先进的是台积电的5nn手艺，也就是麒麟9000的制作手艺，而国内中国芯14nn工艺成熟虽已量产，但产量还不够华为使用的十分之一，况且是14nn，正在像7nn迈进，但具体需要多久，那就无人可晓了。

总之，国内几家目前现状根本无法帮到华为，至少在5年内。华为等得起吗？等不起！

芯片工艺到底有什么用？

举个例子，芯片大部分都是用晶圆做得，如果一个乒乓球横切面大小的晶圆，用24nn的工艺可以制作50个芯片，如果用10nn的工艺，那么，这个晶圆至少可以制作100个芯片。

所以说加入我们国内的工艺一直落后，前进缓慢，不仅是市场份逐渐缩小，被国外蚕食殆尽，而且，如果14nn工艺要打价格战，24nn该怎么生存？

为什么联发科敢跟华为合作？

华为之前已经向联发科下单1.2亿，但都是成品，绝非华为自己的麒麟芯片。

有人因此大赞联发科。

你觉得华为会对联发科抱有幻想吗，其实，只是“远水解渴”罢了，联发科和台积电一样都属于台湾的本土企业。台积电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思，难道联发科就敢？

联发科一直被人调侃，所设计的芯片也一直行走在手机低端。

为什么联发科就敢冒着被制裁的风险和华为合作？

1.芯片设计归属问题。联发科设计的芯片也是台积电代工的，但这就跟华为设计的麒麟芯片没有多大关系了，也就说华为的5G技术再硬，有力没处使，拳头打在棉花上。我们设计出来样图再好没地方生产，最后还得使用联发科设计的芯片。等于白白忙活一遭，这样正好满足了美国的心愿，这是美帝国主义惯用的手段。（别把敌人想的太美好，联发科也是跟美国穿一条裤子的，他才不会为了华为跟美国作对）

要想真正的站起来，自力更生才是王道，创新永远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靠外来技术永远是走不远的，我们国家的芯片受制现状不就是铁的例子吗？

2.联发科有钱不赚是傻子。联发科这几年一直在低端手机上徘徊，有哪个企业不想进攻高端市场？毕竟高端市场利润更大!联发科没有野心吗？很显然答案是否点的。试想哪个癞蛤蟆不想吃天鹅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还不是好士兵呢。所以联发科为了自己能够挤进高端市场，他需要一个跳板，而时机恰好出现：华为被制裁，走投无路，正需要寻找一个台积电的“替代者”，而联发科就成了华为的候选之一，二者互相成就一拍即合。华为就是联发科进军高端市场的那个最理想的跳板。

这里插一句，华为拿到的并不是自己设计的芯片，而是联发科设计的芯片。

我宁愿接受事实，联发科是美国用来钓华为这条“大鱼”而放出来的倒钩！

为什么华为之前不跟联发科合作？

一句话：那时候华为还没受美国这么狠的制裁，自己的麒麟芯片难道不香吗？！

言归正传，虽然华为可以与联发科合作，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短时间内，华为在高端市场的份额肯定下降，前面已经说过被国内其他对手超越，华为手机端的业务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有了台积电的代工，海思麒麟芯片就无法量产。

最近，华为发布的很多手机大部分搭载了联发科的天玑，庆幸的是天玑的性能这几年也提高了不少，很多方面能够短暂代替麒麟，最近联发科的6nn芯片天玑1200也已经发布，只不过性能稳定性还是差点意思。

缺“芯”的中国怎么办？

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对于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扶持，企业最高可以十年免税，国家还会提供各方面的便利，包括政策、财政、技术等等方面的支持。

国内投入到芯片行业的公司越来越多，很多企业都已经开始尝试。

虽然，目前中芯国际产量依然不高，但是已经可以量产14nn的芯片，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打破芯片垄断。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电视剧《外交风云》里有一句描写毛主席的台词，写得特别好，虽然不是原话，但能体现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革命意志，这句话就是“我不需要保护伞”。短短几个字，就能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的胆略。

当时中苏交恶，赫鲁晓夫1959年撤回援中科学家，还时不时用原子弹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也凭借自己的努力，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研制出了原子弹，2年的时间便造出了氢弹嘛。

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北斗卫星便是很好的写照。

所以，笔者深信只要中国的企业团结一致，加上国家大力支持，大家万众一心，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半导体时代”。不过大家也不能被一些新闻所蒙蔽，盲目持乐观态度，毕竟，芯片技术革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花大价钱受制于人！

还有些人对联发科抱有幻想，要清楚的是，华为如果过度依赖联发科，如果有一天美国只要稍微紧一下“绳子”，华为到时候真的就没有退路了

文章写在最后：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还是联发科也好，亦或是国内的芯片制造公司也好，认清现状是好事，只有不断地加强技术的创新，做到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不受制于他。创新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我们国家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

苏伊士运河堵住的第一个星期，中国和俄罗斯分别迎来一个意外惊喜......
文章来源于：新财迷

上面是一张世界地图，苏伊士运河的主要作用是链接欧洲和亚洲。
俄罗斯大力推广北极航道
如果苏伊士运河无法通行，到往亚洲的欧洲货轮还有2条路可选，一条是往南走非洲好望角，这是一条传统国际路线，另一条是往北走北极路线，这样航程距离能够顿时减少很多。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北半球夏季的来临，北极航道的可靠性正在逐渐提升，过去面对那些糟糕的冰山和恶劣环境，很少有船只会选择这条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同时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苏伊士运河再次堵塞，北极航道好歹可以凑合着用一用。

中欧班列关注度倍增
根据上海一家国际物流服务平台显示，苏伊士运河堵塞的这一周，收到关于中欧班列的咨询，较之间多了一倍。基于“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欧班列原本就是一条成熟运营多年的路线，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是让其备受市场关注。
中国作为一个陆权国家，面对海权国家的海上封锁时，中欧班列的存在绝对是极佳的备用选项。再加上中欧班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比较强，正常年份下，“靠谱”永远都是货主必须考虑的选择之一。
还好中国和俄罗斯多年之前，就有做出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准备”，不然此次苏伊士运河堵塞的后果，绝对不是现在这么简单。

三星堆背后真正的意义，是刷新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四川被认为是一个闭塞、边远、落后的蛮荒之野。西汉史学家扬雄在描述古蜀国时，写下了“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就连李白也慨叹古蜀国“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直到三星堆的发现，可谓是“沉睡几千年，一醒惊天下”。通过对这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分析，文物考古工作者终于能够确认，早在4000多年以前，在四川就已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蜀文化存在，其文化内涵“既不同于以鼎、鬲、鬻等三足炊具为特征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主的西北文化。蜀文化的先民们在这片沃土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至迟在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并进入阶级社会，这有力地驳斥了古代四川“蛮夷说”。
不仅如此，考古学家还发现，三星堆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联系紧密，更与古代亚洲众多国家有着文明的交流与往来。 比如金杖、权杖头、金面具、牙璋、玉璧、玉瑗、陶豆、海贝等遗物，在亚洲各地都能找到相似的身影，可见其交流开放程度之深。

文 | 温才妃= 来源 | 科学网（ID：sciencenet-cas）

“研究”到底是什么

19世纪晚期，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提出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大学由此被赋予科学研究的功能，与此同时，大学在传统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

开设研究生教育的初衷甚是明确，即培养研究型人才，让他们未来从事学术工作。

随着社会进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逐渐发生变化——不仅仅为学术职业培养人才，还为学术职业之外的行业培养高层次人才。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研究生接受了学术研究的训练，毕业后却不从事学术工作，那么，他究竟需不需要做研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指出。

在他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如研究生毕业后考公务员，学术训练为他日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来自用人单位的大力认可和欢迎，正是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从今天来看，研究这一概念首要的还是坚守学术性，不管日后从事何种工作，不管是学术型硕士还是专业型硕士，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陈洪捷说，“所谓研究，至少包含两方面：掌握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接受过学术训练，且能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只是此时“研究”已不再是单一的概念，至少包括了两种走向——纯学术型、学术加实践型。

本世纪初，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一股风潮，急于“学以致用”、忽视基础性研究，也反映在研究生专业的开设当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当下，研究的内涵更应聚焦在专业研究上。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专业性由于种种原因变得不突出。本科转入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上移已是一种趋势，从前的专业教育已成为专业准备教育或初步专业教育。“如今，真正的专业教育在研究生层面，‘窄化’为进入研究的一种状态。”

“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果表达能力的建立过程，就是一种研究。”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崇臣说。

王崇臣告诉《中国科学报》，不同层次的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打兔子理论。

一般而言，对于硕士生而言，导师会告诉他，这个区域有兔子，你去把它打回来；对于博士生而言，导师不会告诉他兔子在哪个区域，而是告诉他你去打兔子。二者在研究的边界以及导师在研究过程中所起的辅助作用均有区别。

在他看来，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让研究生通过几年学习，所学领域的专业水平有所提升，即他对所在领域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本领域的专业素养有所提升。

提不出问题的研究生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提问。”台下鸦雀无声。

这样的场景对于研究生导师再熟悉不过。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很少有人提出与报告相关的问题；在论文答辩现场，导师鼓励学生提问，没有一个人回答；更不用说日常的课堂，每次任课教师提问总是一片静悄悄。

李明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近年来，研究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作图能力等都有所提高，但是最根本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却没有了。原因很复杂。

王崇臣指出，从小学到高中再到本科，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突然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的思维早已形成“惯性停滞”。

从培养方式来看，学生提问题是受打压的。特别是本科生课堂上，如果学生提出一个跟教学内容相偏离的问题，教师很可能会说“由于课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课堂上暂且不讨论”，导致学生在提问题上丧失主动性。在做实验时，学生根据基本理论提出了一个“笨办法”，被教师认为不妥，就不敢进一步深想了。

很多学生没有参加过生产实践，自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李明阳举例，用无人机监测林火危害，超过无人机2.5公里的遥控范围怎么办？发射的信号在密林中受阻怎么办？解决这些问题学生通常没有思路，因为他既没去过林区，也没有亲自操控过无人机，更不用说提相关的问题了。

而对于研究生而言，问题更甚。长期以来，高校对研究生都有论文要求，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为了追求科研指标，对研究生提出了过高的论文要求。

采访中，某东部地区高校博士生马磊告诉《中国科学报》，该校要求博士生论文发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而CSCD期刊在全国仅有1000多种，博士生的全部精力用于应付论文，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去做自由探索。

自由探索本身也是“奢侈”的。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示，自由探索通常是在师生间无数次“碰撞”中产生，当中必然耗费双方大量时间、精力。可是，研究生毕业有时间表，小论文发表有数量要求。

一些导师出于“好心”或“省事”的动机，给学生指定题目；一些学生因思维惰性或水平有限，也乐于接受这样的“馈赠”。于是乎，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即便能做出漂亮的论文，但是离真正的学术训练还是有一段距离。

陈洪捷指出，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核心或起点，就在于提问题。无论是偏理论性还是偏实践性的学术训练，都要有一个好的起点——问题。一个好问题比问题的答案，乃至由此形成的论文更重要。

他补充，提问题是学术训练的基础，也是一个汇集点，从中可以看出培养过程的诸多问题。“学术训练中能够提出好问题，说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水平是高的；反之，接受了学术训练却提不出好问题，说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质量不高。”

“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取决于，第一，你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掌握的广度、深度如何？第二，你对该领域对应的现实领域、前沿问题的熟悉程度怎样？第三，你的研究方法训练如何？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一名研究生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因此，也可以从一个好问题的提出看出研究生接受学术训练的质量。”陈洪捷说。

“最重要的”遇见“最无力的”

那么，现实中，研究生接受的学术训练是否充分？问题究竟出在导师、学生，还是高校？

“目前，研究生教育‘因人设课’太严重了，导致学生暴露知识素养不足的问题。”采访中，专家们纷纷吐槽。

很多课程是本科的翻版，比如，许多农林院校本科开了一门《造林学》，研究生阶段就开一门《高级造林学》，主讲教师还是那位教师，内容还是那些内容。

课程“缺斤短两”严重。有些教师为了省事，布置几道作业下去，要求研究生做PPT，课上让研究生挨个儿上台作报告。这还算好的，更有甚者，60个学时只讲了20个学时，授课教师就因出差、开会，让博士生来代课。

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显示，研究生普遍认为，课程教学最为忽视的能力培养包括三个方面：发现问题的能力（56.5%）、解决问题的能力（42%）和研究方案的设计能力（49%）。博士生评价最低的是课程教学，其中主要问题是在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教学方法上的不足。

在研究生阶段，研究能力的建立，科研更胜于教学。想要站在学科前沿，一定要加强学术交流，这是学界的共识。

王崇臣指出一类现象，对于“双一流”高校而言，研究生普遍有学术交流基金，大多数的学生都有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短期交流的机会。但对于普通高校而言，学术交流基金缺失或不足，使得研究生少有“走出去”交流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高校学生的视野。

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同样作为学术交流的组会却遭到师生双方的“排斥”。去年，王崇臣在科学网博客发表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开组会》，近10万次阅读量，评论区却是褒贬不一。

组会交流的目的在于，将团队研究作为自身的知识体系，去分析自己所研究的小问题。部分学生不理解就罢了，就连导师也心生不满，让王崇臣感到难以理解

“这说明导师团队的共识度不高，尤其是青年硕导，从心底就认为研究生没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让学生做实验、产生数据，至于数据分析学生不用管。这样培养出的研究生是肯定没有研究能力的。”

有一些高校还要搞些“小动作”。一些高水平大学通常在研一下学期中期或末期就已开题了，而马磊所在的高校直到研二下学期才开题，“这样研究生进入研究的期限很短，研三就得开始找工作了”。

研一上完课到研二春节后空出来的半年时间，究竟用来干吗？原来是用作导师给学生派横向课题，也就是“帮导师打工”。

而研究方法的建立，更是很多高校所忽视的。

在和理工科老师的交谈中，程方平发现了学科间一个共同的问题——研究生也会犯很基础的错误。尤其是，从其他专业跨学科考研过来的研究生。

以教育学为例，研究生必须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才能确定今天的问题该如何研究。

教育学要做教育调查，当中最基本的两个方法——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必须掌握。给学生补这两门课程，才能让他们在教育认识上更有立足点。

然而，在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上，真正做到“按需开课”的只有极少数高校。

程方平表示，好的研究方法还在于要有坚守。这些年，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等偏向，影响了很多专业的正常发展。

他解释，很多人认为研究方法只有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又被理解为黑白截然分开。

其实，随着科学发展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有相通之处。方法相互支撑才能使得研究生既有好的专业素养，又有爱国之心、道德情操，否则，就有可能培养能力超群却毫无爱国之心的学霸。

再如，从数据主义的角度分析，数据告诉人们，我国教育一直在进步，但数据无法告诉人们，进步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新问题。

不少人停留在对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的迷信上，而忽视了其局限性。进入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中，按理说，人人都要有正确的思考方式并具备良好的素养。但如今，甚至连导师、高校自身也陷入了盲目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等窠臼。

李明阳指出，高校追求指标红利、教师追求绩效产出、学生忙于应付门槛要求，大家都被深深裹挟在既有游戏规则中，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学术训练水平偏低的现状的。

那么，应该如何打破困局？

改革的重头戏是制度

马磊的师门QQ群在闪动，暑期又有学弟、学妹在群里晒出了旅行、美食的照片。他留意到，自从建群以来，还没见过大家在群里讨论过正经的学术问题。

李明阳指出，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学生考研的动机——只是为了找个工作，而不是发自内心热爱学术。在他看来，这是造成学术训练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类学生对学术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反感。他们创新能力、主动性普遍偏差，对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制以及个人婚恋问题的热情远高于搞学术。

“当遇到实习、实践机会与公务员、事业编考试或培训时间冲突的时候，他们通常以此为理由毫不犹豫拒绝导师的学术要求。”李明阳说。

因为他们很清楚，“硕士毕业学得再好，将来也不可能搞科研，既然知道学了没用，为什么要花时间努力？”而他们也代表了现实中考研的大多数。

动机与培养目标的矛盾，促使李明阳去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针对不同需求，做不同的要求。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的分流已成为共识，在学术型硕士的基础上，分流能否再进一步？

他举例，就像英国高校设置的课程硕士，这类硕士生不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只是希望在本科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毕业时相当于达到硕士进修班的水平。

课程硕士对学生不做论文要求，通过一年高强度的课程学习（多达1000多个学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导师指导下，获得一定的提高，毕业后走向非学术岗位，从而区别于真正有志于科研的研究生。

程方平也认为，要按照分类培养制定人才培养标准。硕士生教育在于培养基础的科研素养，不要盲目地拔高硕士生培养标准，动辄要求硕士生达到博士生水平。“不设门槛反而能够超过门槛，设了门槛反而变成了应付指标。”

通过行之有效、令人信服的制度，给学生自由探索的空间，是采访中专家们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制度改革不只是分类培养，还在于年限、评价等方面。

如今博士生毕业要求不超过8年的期限，一些高校还在不断压缩这一年限，如中国传媒大学将8年改为6年。在陈洪捷看来，“在制度上，要给真正有志于科研的人更多时间去完成充分的学术训练”。

他曾做过“中外博士生质量比较”的调研，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国外优秀的博士论文，其作者平均读博时间均比国内平均读博时间要长。“这意味着，优秀的论文与读博时间成正比。”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做法——很多导师提出，如果他们发现了一棵好苗子，会让博士生延期毕业，把论文做得更优秀；如果只是一般的博士生，他们会让学生准时毕业。“如果制度把时间限定太死，学生只能选择‘短平快’，丧失了提出难题的勇气和机会。”
保证研究的专业性，还在于专业的评价。曾经做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程方平认为，评价一个人不能数论文数量，而要看文章的具体内容。
一篇论文同专业的导师一看就明白，但是在校级层面或者是学部层面的评价还是有问题的。让评价权回归基层学术委员会，是提高学术训练质量的重要保障，因为它不只评学生，还评教师，将督促双方更加专业化。“国家和高校要有这样的意识，让大学科学研究既有对人类利益的终极关怀，又能够为高校专业研究提供更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

股权融资的A、B、C、D轮详解
企业融资，说白了就是企业如何获得正向的现金流。因为有了钱，你就可以当个土豪“买买买”，买装备、买土地、买资源、买人才、买用户甚至买竞争对手。

大家都知道，债权融资（也叫债券融资）是指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借钱，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入资金，债权融资需支付本金和利息，能够带来杠杆收益，但会提高企业的负债率；

而股权融资不需还本，但没有债权融资带来的杠杆收益，并且引入新的股东，可能会丧失企业的部分控制权。

所以，在债权融资要不来钱的情况下，较多企业就选择股权融资。进而，私募领域里的融资对那些具有独角兽潜质的企业，也是另眼相看，穷追不舍。

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金主主要是三类：天使投资人（Angel）、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和PE（Private Equity，私募基金），如果将来有机会上市还会接触到投行（Investment Banking, IB，投资银行）

一般来说，融资轮次的划分为种子轮、天使轮、A轮、B轮、C轮、D轮、E轮等，但根据实际情况，有些项目也会进行PreA轮、A+轮、C+轮融资。

1.种子轮——团队、想法、 产品；

种子阶段的融资人，通常处于只有idea和团队，但没有具体产品的初始状态。投资人一般多是亲朋好友，或创业者自掏腰包，当然现在也涌现了不少种子期投资人。

倘若你的融资项目有团队，有idea，马上进入最终的落地，那么就可以开始进行种子轮融资。种子轮，项目失败的风险极高，等到天使轮就要求跑出mvp（最小可行化产品）。种子轮一般在50-200万这样，机构很难涉及，一般个人天使和孵化器基金会重点关注这块。

2.天使轮——产品可视、 商业模式清晰；

天使阶段的项目通常有初建团队，有成熟产品上线，有产品初步的商业规划；有种子数据或能显示出数据增长趋势的增长率、留存、复购等证明。

同时积累了一些核心用户，商业模式处于待验证的阶段。那么寻找天使投资人或机构，开始天使轮融资便是最为合适的，融资金额大概在300万到500万左右。

3.Pre A 轮——有一定规模、市场前列；

PreA轮是一个夹层轮，融资人可以根据自身项目的成熟度，再决定是否需要融。倘若项目前期整体数据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只是还未占据市场前列，那么可以进行PreA轮融资。

同时， pre-A轮或者A+轮融资，就是你明明没有初具规模，钱却烧没了，那就先来个pre-A轮江湖救急；或者在A轮融完以后，又有大咖看你不错，想投你你的业务，但你还没有新的业务进展，估值也基本没有变化，所以来了个A+轮。

4.A 轮——以产品及数据支撑的商业模式、业内领先地位，初具规模；

一般A就是第一轮，企业在第一轮融资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拥有成熟产品，完整详细的商业及盈利模式，同时在行业内拥有一定地位与口碑的项目，哪怕现阶段可能处于亏损状态，也可以选择专业的风险投资机构进行A轮融资。

这一阶段融资人已经不可能只凭借idea融资，而是要有用户，包括每日活跃用户量、每月活跃用户量，要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有能与竞品抗衡的成熟产品，有一定市场位置。

5.B 轮——得到验证的商业模式、新业务与新领域扩展，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经过一轮烧钱后，项目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均已得到很好地验证，有的已经开始盈利。

此时，融资人可能需要资金支持推出新业务、拓展新领域，那么就适合以说服上一轮风险投资机构跟投，或寻找新的风投机构加入，又或是吸引私募股权投资机构(PE)加入的形式，开始新一轮的B轮融资。

6.C 轮——得到验证的商业模式、新业务与新领域扩展；

如果此时融资人的项目已经非常成熟，在行业内基本可以稳坐前三把交椅，正在为上市做准备，那么就适合进行C轮融资。

此时除了可以进一步拓展新业务，也可以为补全商业闭环、准备上市打好基础。

7.D 轮、E 轮、F 轮融资——简单来说，其实就是C轮的升级版。

C、 D轮一般都是持续扩展中的用钱，包括另外一个竞争对手互相烧钱。同一个细分领域的同样模式，一般不可能有第三者获得C轮以后融资的，最多两个。另外，一些在B轮后已经获得较好收入情况甚至盈亏平衡的，不一定需要C轮及以后的新融资了。C轮、D轮一般都是数亿人民币。

E轮、F轮、G轮...... 轮次的那就是比谁钱多， 一般需要持续烧钱的巨型项目才需要D以后的轮融资，多是金融投资巨头大玩家。

一般来说，天使投资人主要投A轮之前；VC主要投ABCD轮，一般会要求5倍以上的成长；而PE主要是做上市前成熟企业的投资，等着上市赚股市套现的钱。

很难讲是企业发展的哪个阶段引入的，是天使还是VC还是PE。很多公司是在上市前才引进的，那时候企业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就引进一轮，有的企业则多一些，或者在早期就引进。

融资轮次时间上的顺序也从侧面反映了公司的发展情况，处于什么阶段，看每笔融资的金额也可以看出公司发展的情况怎么样，ABCD轮只是个叫法而已。

当然，在市场竞争中，先融资成功的企业将取得甩开竞对对手的绝对优势（人才战、价格战，市场占有率），这也是融资的最大目的。

结语：企业融资的大前提：了解“融资”是什么，流程是怎样的，各个阶段自己该干什么，融资要注意什么。总之，不能为了融资而融资，融资是要为健康企业发展而服务！

企业股权融资不得不注意的10个法律问题

企业是否需要进行股权融资，需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情况而定，企业所处的行业前景、自身团队、财务状况、规范性等多种因素决定是否值得去做股权融资。有一点，企业处于上升期是企业股权融资的好时机，而绝非步入困境的时候再想起融资。

企业估值是引入投资的关键条款，也是多数因为这个问题导致谈判破裂。如果企业发展中仅仅需要资金支持的话，像国内有些企业融资时候采用招投标模式，价高者得，现在看来大多没有好下场，愿意出高价的机构大多也没啥资源，只是通过对赌等条款去约束企业，一旦遇到业绩下滑及其他不利条件，企业就要为高价引入机构付出代价，假如当初把机构当做战略投资引入，估值按照合理共赢的思路，引入的机构与企业同甘共苦的几率大增。

在资本方决定进入一个公司之前，最主要根据管理层所提供的经营策略勾画出一个核心的企业竞争力，这种核心的竞争力以及对于这种核心竞争力在商业化的运作和实现就决定了这个企业能够将来提升它的价值，在勾勒出核心竞争力之后私募资本会和公司的董事会管理层一起拟定一个有效的可行的实施计划方案。其实每家公司会有自己的经营策略发展方案。

但是资本方往往能够从不同角度给公司提供一些建议，最主要的就是公司管理体制和股权架构的设置，股权架构的合理性决定了未来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如果不能够看到以后一个股权架构提供的法律保障获得足够回报的时候，就可能退出或者重新去做自己能够控制的架构。

除上述两个关键点之外，股权融资还要注意以下十个方面（以PE为例）：

01、私募股权融资进入阶段

国内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全部加起来约3000家，但是中国有近千万家企业，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企业从创业到上市，概率微小。企业经营还有个“死亡之谷”定律，绝大部分创业项目在头3年内死亡，企业设立满3年后才慢慢爬出死亡之谷。因此，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项目的甄选应非常严格。

风险投资/创投企业与PE基金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除了若干基金的确专门做投资金额不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早期项目以外，绝大多数基金感兴趣的私募交易单笔门槛金额在人民币2000万以上，1000万美元以上的私募交易基金之间的竞争则会比较激烈。因此，如企业仅需要百万元人民币级别的融资，不需要寻求基金的股权投资，寻求个人借贷、个人天使投资、银行贷款、高息借款等会更好一些。

服务型企业在成长到100人左右规模，1000万以上年收入，微利或者接近打平的状态，比较合适做首轮股权融资;制造业企业年税后净利超过500万元以后，比较合适安排首轮股权融资。这些节点与企业融资时的估值有关，如果企业没有成长到这个阶段，私募融资时企业的估值就上不去，基金会因为交易规模太小而丧失投资的兴趣。

当然，不是所有企业做到这个阶段都愿意私募，但是私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多数企业靠自我积累利润进行业务扩张的速度很慢，而对于轻资产的服务型企业来说，由于缺乏可以抵押的资产，从而获得银行的贷款非常不易。企业吸收私募投资后，经营往往得到质的飞跃。很多企业因此上市，企业家的财富从净资产的状态放大为股票市值(中国股市中小民企的市盈率高达40倍以上，市净率在5-10倍之间)，财富增值效应惊人。只要有机会，中国多数的民营企业家还是愿意接受私募投资。

0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企业的接洽

在中国，绝大多数私募交易谈判的发起来自于私募股权投资或基金朋友的推介以及中介机构的推销。

中国经济周期性特点非常明显，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企业寻求基金、基金追逐企业的现象总是周而复始地循环。一般而言，在经济景气阶段，一家好企业往往同时被多家基金追求，特别是在新能源、医药、环保、教育、连锁等领域，只要企业有私募意愿，企业素质不是太差，基金往往闻风而动。

在中国当前国情下，专业的投资顾问和执业律师在企业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接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私募基金对于投资顾问、律师的推荐与意见是相当重视的，对于投资顾问和律师推荐的企业，基金一般至少会前往考察。这是因为投资顾问和律师往往比较清楚企业的经营特点与法律风险，私募基金在判断企业的经济前景时往往要征询相关意见。

03、导致私募股权融资谈判破裂的原因

在中国，私募交易谈判的成功率并不高。以企业与意向投资基金签署了保密协议作为双方开始接洽的起点，能够最终谈成的交易不到二成。当然，谈判破裂的原因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条：

第一，企业家过于情感化，对企业的内在估值判断不够客观，过分高出市场公允价格。企业家往往是创业者，对于企业有深厚的感情，日常又喜欢读马云等人的名人传记，总觉得自己的企业也非常伟大，同时现在又有基金上门来谈私募了，更加进一步验证企业的强大，因此，不是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是不会让别人分享企业的股权。但是，基金的投资遵循严格的价值规律，特别是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以后，对于企业的估值没有企业家那么浮躁。双方如果在企业价值判断上的差距过大，交易很难谈成。

第二，行业有政策风险、业务依赖于具体几个人脉、技术太高深或者商业模式太复杂。有的企业是靠政府、垄断国企的人脉设置政策壁垒来拿业务;有的企业技术特别先进，比如最近非常热门的薄膜电池光伏一体化项目、生物质能或者氨基酸生物医药项目;有的企业商业模式要绕几个弯才能够明白做什么生意，千奇百怪。伟大的生意总是简单的，基金倾向于选择从市场竞争中杀出来的简单生意，行业土一点、传统一点的并没有关系。餐饮酒店、英语培训、甚至保健按摩都有人投资，而太难懂、太神秘的企业大家敬而远之。

第三，企业融资的时机不对，企业过于缺钱的样子吓到了基金。基金永远锦上添花，而不会雪中送炭。很多国内民企在日子好过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做私募，到揭不开锅的时候才想起要私募。基金不是傻瓜，企业现金流是否窘迫一做尽职调查马上结果就出来，财报过于难看的企业基金往往没有勇气投。

第四，企业拿了钱以后要进入一个新行业或者新领域。有些企业家在主业上已经非常成功，但是突然心血来潮要进入自己从来没玩过的一个新领域，因此就通过私募找钱来玩这些项目。这种玩法不容易成功，基金希望企业家专注，心思太活的企业家基金比较害怕。私募股权基金第一考察的就是企业老板。

04、签署保密协议仅仅是起点

一般而言，在找到正确的途径后，企业是不难接洽到基金来考察的。见过一两轮后，基金往往要求企业签署保密协议，提供进一步财务数据。

保密协议的签署仅表明基金愿意花费时间严肃地考察这个项目，私募的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本身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情。在这个阶段，除非企业家自己无法判断应当提交什么材料，请专业融资顾问帮忙判断，否则企业仅仅只提供一般的材料，会造成继续进行的难度。

多数情况下，签署的保密协议以使用基金的版本为主，在把握保密协议的利益上，一般坚持以下要点：

第一，保密材料的保密期限一般至少在3年以上;

第二，凡是企业提交的标明“商业秘密”字样的企业文件，都应当进入保密范围，但保密信息不包括公知领域的信息;

第三，保密人员的范围往往扩大到基金的顾问(包括其聘请的律师)、雇员及关联企业。

05、企业是否请专职融资财务顾问

对企业融资财务顾问(FA)正面的评价与负面的口碑都很突出。FA不是活雷锋，企业聘请融资顾问的服务佣金一般是私募交易额的3～5%，部分融资顾问对企业的股权更感兴趣。

融资顾问最关键的作用是估值。但是国内多数的融资顾问给人感觉更象个“婚介”，专业性较差，特别是融资顾问做的财务预测往往被基金嗤之以鼻。尽管如此，如果企业自我感觉对资本市场比较陌生，请较有名气的融资顾问的确有助于提高私募成功率，企业为此支付融资佣金还是物有所值。

06、关于支付佣金

企业在私募成功在望时，经常会被私募投资者暗示或明示要支付给这个项目上出过力的人佣金，企业多数感到困惑。

私募交易就象婚姻，一开始认识要有缘分，但是最终能够牵手是要克服千难万险的。由于业内惯例是基金作为投资人一般不会支付任何佣金，如果此次交易没有请财务顾问，企业在交易成功后对此次交易贡献较大的人或者公司支付2-3%的感谢酬劳，也为情理所容，但是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绝对避免支付给交易对方的工作人员—基金的投资经理，这会被定性为“商业贿赂”，属于不能碰的高压线;

第二，建议将佣金条款写进投资协议或者至少让投资人知情。佣金是一笔较大的金额，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未经过投资人同意支出这笔金额，理论上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07、关于融资顾问

私募交易的专业性与复杂程度超越了95%以上民营企业家的知识范畴与能力范围。企业家如果不请融资顾问自行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洽融资事宜，除非该企业家是投资银行家出身，否则是对企业与全体股东的极端不负责任。

一般而言，企业在签署保密协议前后，就应当请融资和法律顾问介入。常见的做法是求助于企业的常年融资顾问，但是中国合格的私募交易融资顾问太少，自己的常年融资顾问碰巧会做私募交易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建议聘请这方面的专业资深融资顾问来提供指导。私募交易属于金融业务，因此，有实力的企业应当在中国金融法律业务领先的前十强律所中挑选私募顾问。

08、关于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一个企业向基金亮家底的过程，规范的基金会做三种尽职调查：

1、行业/技术尽职调查：找一些与企业同业经营的其他企业问问大致情况;如果企业的上下游，甚至竞争伙伴都说好，那基金自然有投资信心;技术尽职调查多见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技术行业的投资。

2、财务尽职调查：要求企业提供详细财务报表，有时会派驻会计师审计财务数据真实性。

3、法律尽职调查：基金律师向企业发放调查清单，要求企业就设立登记、资质许可、治理结构、劳动员工、对外投资、风险内控、知识产权、资产、财务纳税、业务合同、担保、保险、环境保护、涉诉情况等各方面提供原始文件。为了更有力地配合法律尽职调查，企业一般由融资顾问指导下由企业律师来完成问卷填写。

09、关于企业估值的依据

企业的估值是私募交易的核心，企业的估值定下来以后，融资额与投资者的占股比例可以根据估值进行推算。企业估值谈判在私募交易谈判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这个门槛跨过去了，只要基金不是太狠，比如要求回赎权或者对赌，交易总可以做成。

总体来说，企业如何估值，是私募交易谈判双方博弈的结果，尽管有一些客观标准，但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对于企业来说，估值不是越高越好。除非企业有信心这轮私募完成后就直接上市，否则，一轮估值很高的私募融资对于企业的下一轮私募是相当不利的。很多企业做完一轮私募后就卡住了，主要原因是前一轮私募把价格抬得太高，企业受制于反稀释条款不大好压价进行后续交易，只好僵住。

估值方法：市盈率法与横向比较法。

1、市盈率法：对于已经盈利的企业，可以参考同业已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然后打个折扣，是主流的估值方式。市盈率法有时候对企业并不公平，因为民企在吸收私募投资以前，出于税收筹划的需要，不愿意在账面上释放利润，有意通过各种财务手段(比如做高费用)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所得。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估值就要采取其他的修正方法。

2009年以前，市盈率一般在5—10之间，今年则突飞猛进，市盈率上升到15左右。目前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16.9，和私募市场的市盈率基本持平，这对于私募来讲风险较大，这是私募基金的CEO注意风险的主要依据。（注，2014年PE投资大多在10倍以下）

2、横向比较法：即将企业当前的经营状态与同业已经私募过的公司在类似规模时的估值进行横向比较，参考其他私募交易的估值，适用于公司尚未盈利的状态。

10、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

双方在企业估值与融资额达成一致后，就可以签署投资意向书，总结一下谈判成果，为下一阶段的详细调查与投资协议谈判作准备。

投资意向书其实只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法律文件，声明除保密与独家锁定期条款以外，其余均无约束力。签署投资意向书是为了给谈判企业一颗定心丸，使得其至少在独家锁定期内(一般为2个月)不再去继续寻找白马王子，专心与该基金独家谈判。签署投资意向书以后，基金仍然可能以各种理由随时推翻交易，投资意向书获得签署但最终交易流产的案例比比皆是。

不同私募基金草拟的投资意向书详尽程度也有很大不同，一些基金公司的已经很接近于合同条款，在所投资股权的性质(投票表决、分红、清盘时是否有优先性)、投资者反摊薄权利、优先认购新股权、共同出售权、信息与检查权、管理层锁定、董事会席位分配、投资者董事的特殊权力、业绩对赌等诸方面都有约定。尽管这些约定此时并无法律效力，但是企业日后在签署正式投资协议时要推翻这些条款也非易事。

以下为季琦先生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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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三家上市公司
让我懂得了这5个道理
从1999年到2010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创立和参与创立了三家企业（携程、如家、汉庭）；
最后这三家企业都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了，市值也都超过了10亿美元。
综合起来看，这三家企业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个特点、实际商业模型和最初融资的不完全一样。
携程从网上旅行社到订房中心，如家从酒店联盟到经济型直营，汉庭从中档有限服务到经济型酒店。
这过程中关键的是创业团队要有变通的能力，不断摸索和创新。
如果守在当初不现实的理想模型里，这些初创企业可能都会夭折在摇篮里。
当理想的模型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敏锐地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出来，然后不断坚持，扩大战果，才能成就大业。

第二个特点、基本上这三家企业都在三年左右就已经成型了。
携程1999-2002，如家从2003-2005，汉庭从2007到2010。

就像生长发育一样，三年之中，这个企业的商业模型、团队、框架、性格、特质、文化等基础都长好了，后面就是进一步的生长。
中国创业企业，三年是一个坎儿，三年内能够达到一定程度，将来的希望就比较大。
这是因为中国的创业企业成长速度比较快，仿效、跟进者众多，没有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脱颖而出，就容易混杂在一群同质的企业里，平庸下去。

第三个特点、都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考验。
携程经历过互联网泡沫，如家经历过非典时期，汉庭碰上了金融危机，而我也同意危机往往是企业的催化剂：
一是因为碰到危机，内部为了应对危机，企业需要将自己最优秀的部分调动出来，将自己的潜力逼到最大。
危机反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动力。
就像高尔基的《海燕》里所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二是危机同时也消灭或削弱了许多同行和竞争者，使得危机过后一些具备优秀基因的企业更加容易生长。
危机是对投机与否的检验，认真执着的企业才能经历风雨而更加强大，而不是被泡沫淹没，或者被暴风雨摧毁。

第四个特点、都是企业家精神和专业管理者的完美结合。
携程由我开局，建章（梁建章）奠定扎实基础，范敏发扬光大，南鹏（沈南鹏）在融资、法律等方面也是绝对专业和优秀；
如家是我奠定基础，孙坚顺利接棒；汉庭也是我开局，张拓、张敏加入和我一起奠定基础。
光是我这种企业家精神极强的创业者，如果没有系统的管理经验和知识，要造就一个大企业很困难，风险也很大。
而专业管理者在初创期优势不强，甚至会碍事。
不管是有意无意，但我们这三个企业都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中国，企业家（Entrepreneur)和经理人(Professional)都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不要「有钱人」看不起「读书人」，也不要「海龟」看不起「土鳖」，其实这两种人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不遵循这个规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当前的商业生态环境下，一个理想的企业家应该贯通中西：
不仅要熟悉本土的商业逻辑和环境，还要深谙东方历史文化和传统；
不仅要懂得西方做生意的语言和规则，还要学会运用现代企业的高效管理手段和工具。

第五个特点、都是传统行业再造。
携程是传统旅行代理升级为现代旅行服务公司；如家和汉庭都是传统酒店业升级成现代酒店连锁。
也都是我经常鼓吹的「中国服务」的代表案例。
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模式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改造式创新和应用，变得很有成效。
因为人类的物质、精神需求和享受，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
欧美的服务业已经先于我们发展，已经经过了客户的需求选择。
中国的服务业也大体会遵循他们的发展轨迹，因此，在服务行业，继承欧美的成熟商业模型特别有价值；
研究他们成长的轨迹和成败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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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的心得

想创业成功一定要找的三种人
和一定不要找的两种人
这些年我有一个发现，企业的创始团队都是人才，一个企业做大了以后，能干的人都是最早加入公司的人。

从我创办的三个企业都验证了这一点，我们企业的这些干部都是最早就跟着一起打拼出来的。

相信有很多创业者，在早期都为组建团队而发愁过，我过往对此的经验就可以总结成「三个shu」，怎么理解呢？

第一个shu：熟人，你一定要找自己身边的人，熟人、朋友、同学、亲戚，我觉得这是一种找人的方法，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个shu：俗人，也就是平常人，但你一定要找有饥饿感的平常人。

第三个shu：淑人，也就是品德好的人。

才能不好还可以给他换岗位，但是品德不好替换的成本就很高了。
在初始团队里面，成员的品德或者人品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找这两类人：
1）千万不要找外企里面的高管，他们都是“雅人”。
2）不要找创业成功的人，一般这类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牛了。

有过“曾经沧海”的人，对个团队不好，他个人保持的成本高，改变的成本也高。
如果你找不到一流的人才，只能找平常人。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聚焦，做的事情聚焦，关注的点聚焦，决策也要聚焦。
在创业的初期，你要中心化，甚至独裁化。
要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思想都要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最好是一个人，不要两个人。
因为创业的时候，资源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时间，如果你的对手比你快，抢先融资了，那你将会很被动。
我过去有一个方法叫“三三制”，经过我们亲自验证，它的确能提高我们内部的组织管理效率，节省很多的成本。
这个方法最初是林彪的一个战法，以三个人为主，一个擅长进攻，一个擅长防守，一个擅长掩护；
以三个人作为一个小组，因为打仗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对讲机，只能自己独立生存。
如果三个人死了一个人，把其他打散的小组再形成一个新的小组，这个林彪运用得非常好。
我受了林彪的启发，在企业上也用了三三制。
一开始我将三个酒店合成一个酒店，三个酒店的销售一起做，后来我们就逐渐形成了以3作为基本单位来管理业务。
这带来了一个好处，首先是人力上省出了一笔钱，然后公司又可以拿着这笔钱雇佣更好的员工；

比如原来三个店长，经过这样一调整，就缩成了一个店长。
我们三三制这个帐算下来不得了，当时2千个店省出很多的人力成本，这样一个小的组织机构变革，就有这么大的效果。

3
两个创业思维对我影响最深
「丛林法则」和「顺水推舟」
在我创业的过程中，有两个观点对我影响非常深：
第一个观点：丛林法则。

很多人以为「丛林法则」仅仅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但他们忽视了「丛林法则」的另一面——
共生法则，这指的就是大树会和苔藓、小草、灌木丛、鲜花一起生长。
没有这些，大树的营养就没法来；这些东西没有大树的庇护，也没法存活。
一颗参天大树，在成长的过程中，跟同类争夺阳光、雨露，失败者只能萎缩、折断、腐朽。
最后，在大树的周围形成一个多姿多彩、繁荣和谐的共生世界。
一个社会你往广了看，那就是一个多彩的共生丛林。
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就必须会和社会各态共生，自私自利、唯我独尊是不行的。
怎样去说服、打动资源主，我觉得就是共生共赢。
每一个交往、交易、相处，都是共生原则的试验场。
夫妻、父子、恋人、公司企业之间，都是共生关系。
学会共生，这个世界才会和谐。
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合作，就会心平气和许多。

第二个观点：顺水推舟。
创业应该是顺水推舟，而所谓的顺水推舟，就是顺大势，不要指望一个小公司去掀起波浪，这不太可能。
你可以用木头，顺着这个水流、水势走，这就是最好的创业渠道。
具体到中国，现在中国人创业要把握的五大行业就是五个字：衣、食、住、行、娱。
中国的优势是人多，而且是中产阶级最多。
同时，中央政府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地方政府在招商上更是不遗余力，在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而今中国移动、工商银行、腾讯、淘宝等已经是全球同行内最大规模的企业，这样的情形将会在许多服务领域出现：
电子商务、游戏、旅行预订、服装、餐饮……
从基本的吃、住、行出发到进一步的消费升级，如果从这一块来创业的话，能够覆盖最基础的消费，赢得市场空间。
所以，我建议你在选择创业方向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两点：

1）要选贴近民生，衣食住行娱；
2）要考虑到消费升级。

我觉得现在跟过去五年前、十年前一样，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代你不创业会后悔的；
如果要创业，我建议你能做顺水推舟的事情，而不要做逆水行舟的事情！

4
我不会说视金钱如粪土
但我创业最大的收获不是财富自由
一般人以为，我创办了三家十亿美金级的上市企业，收获最多的应该是金钱和名声。
我不会矫情地说：我视金钱和虚名如粪土。
金钱确实让我们实现了财富上的自由，从此不必为了生计而奔波，让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去选择。
但我又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不是赚钱，是讨论尼采，非常有人文精神、有情怀。
那个时候我们缺钱，但心里不想钱，那时候的书都很便宜，而现在这个时代缺精神、缺人文，所以大家要去卖精神和人文。
但是，真正的精神和情怀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创业者要多看人文的东西，多看哲学、历史、诗歌、文学等等；
把你的人文视野打开，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归属；
你要思考，要想人类终极的命运，你要理解物理学的定义，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而不是靠卡拉OK去抒发。
对于我而言，创业带给我最大的收获绝不止是财富自由。
做携程，我实现了原先的财富梦想，没有了生活的压力，心态变得从容和淡定。
做如家，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但这些锻炼了我，让我心胸更加开阔，学会了宽容和容忍。
做汉庭，让我看清了自己这一辈子的使命，知道我这辈子要什么。
在做前面两个企业时，我没有这种境界。当时充斥自己内心的是欲望：
金钱的欲望，名气的欲望，个人成就的欲望。
所谓「去人欲，存天理」讲得很有道理。你内心的欲望平静下来，才能够更加明了和清晰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有一次和雅高的创始人（他和他的伙伴创立了当今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酒店集团，也是我敬仰的前辈和老师）之一，在北京后海边《非诚勿扰》那家咖啡馆前谈论人生。
我问他：
你一生如此辉煌，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他回答说：
一是觉得在从政上花的时间太多（他曾经是法国参议员，还担任过枫丹白露市长），二是事业上很成功，但在家庭上有些遗憾。
当时我想：假如我也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坐在北海边，有位后生问我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也这么回答，我这一生挺悲哀的。
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过。
既然前辈能告诉我他这一路上的遗憾，我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呢？
现在我的人生目标非常清晰：

第一、要和伙伴们一起，把汉庭做成全球最大也是最好的酒店集团。
也就是要实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快乐地成就伟大的事业」的理想。
第二、我就是要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不以物喜，不为名累。
真正过好自己的一生更重要，我要珍惜上天给我的生命，我要把这一生过得非常有意思。
当我70多岁坐在海边有年轻后生问我的时候，我会跟他平淡从容地说我这一生过得非常有意思，过了我想过的一生。

这是通过三个创业企业，尤其是汉庭，让我学到和悟到的道理。
随着年龄的增加、事业的发展，自己的心态、人生观、价值观也随之在改变，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变得从容、淡泊、宽容和利他。
也许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少了些冲动，但多了些成熟和睿智。
这才是我创业，最有收获、最有价值的地方——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在向善，而且变得单纯和简单。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股权投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

附股权：
把核心员工变为合伙人后，奇迹出现了！
华为，为什么能从4万元发展为1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500强？因为他在90年代就开始实行全员持股合伙人模式，开始与客户在全国建立合资公司！
韩都衣舍，2008年导入合伙人管理制度，连续10年在互联网服装品牌排名第一名，业绩突破20亿。
旭辉地产，2012年导入合伙人管理制度，连续6年业绩保持70%增长，成为地产行业超级黑马。
爱尔眼科，2014年导入合伙人管理制度，5年成为眼科连锁医疗第一名，市值达到800亿。
碧桂园，2014年导入合伙人管理制度，3年成为中国地产第一名，业绩突破5000亿。
合伙人时代：以华为、阿里、碧桂园、旭辉地产、海尔、韩都衣舍，爱尔眼科为代表的著名企业纷纷导入“利益共享”为核心的合伙人制度，越来越多中小型企业纷纷导入合伙人管理模式，培养核心人才，与公司形成利益、事业、命运共同体！
不是你要不要用合伙人管理模式，而是时代已经选择了合伙人管理模式！
老板不懂合伙人股权，如同埋下地雷！
从公司创始开始，“丑话”应该说在前面。如果是五个好兄弟的话，股份就平分，每个人20%。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其实并不公平。这种平分股份的方法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分歧的种子。有能力的人会想：我比他们都能干，但为什么股份和大家一样？没能力的人可能会想：我可以混日子，吃这份股权。如果处理不好，这种矛盾会爆发出来，会导致公司崩盘。
伙人股权战争最大的导火索之一，是完全没有退出机制。比如，有的合伙人早期出资5万，持有公司30%股权。干满6个月就由于与团队不和主动离职了，或由于不胜任、健康原因或家庭变故等被动离职了。
老板不懂合伙人股权，失去市场机会！
15年前，马云如何锁定18罗汉，成就了今天阿里巴巴的神话？因为他一创业就有高人为他做清晰的股权规划及股权激励设计！
马云上市的事件告诉我们：
股权可以吸引人才（蔡崇信）

股权可以留住人才（18罗汉）

股权可以融资（孙正义）

股权可以打市场（与雅虎合作）

股权设计控股（马云不到10%控制公司）

股权激励的作用:
1、规范员工行为、提高企业凝聚力；
2、解放老板、业绩倍增；
3、平衡股东关系、功臣退出机制；
4、人才战略梯队、吸引同行人才。
企业有5条生命线条线：
1、67%老板有完全控制权；
2、51%老板有相对控制权；
3、34%老板有一票否决权；
4、20%界定同业竞争权利；
5、10%可以申请 解散公司。

运作机制
下面分析一下 SWIFT 网络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既然说 SWIFT 制定了金融机构间的通讯标准，那他的消息模板（报文）支持哪些场景呢？经过抽象和沉淀主要有9大类：

客户汇款 Customer Transfer
银行头寸调拨 Financial Institution Transfers
外汇买卖和存放款 Foreign Exchange
托收 Collections，Cash Letters
证券 Securities
贵金属和辛迪加 Precious Metals and Syndication
跟单信用证和保函 Documentary Credits and Guarantees
旅行支票 Traveler’s Cheque
银行帐务 Bank Statement
每一大类报文下面又分很多小类，每一类报文都有严格的格式要求、互斥条件等等等等，巨细无比、极其庞杂、特别烧脑、非常枯燥，有兴趣的可以研究研究，保证看的得死去活来、头发和体重齐掉。本文中我们只聊客户汇款（MT1XX）这一个场景，也是 SWIFT 网络最重要的使用场景。

一个典型的 MT103（客户汇款） 报文如下图所示：

简单讲，你可以把每一个 SWIFT 的报文想象成一封邮件，但是邮件的格式是定好的：谁发出的、谁收、中途要中转给谁、交易的类型是什么、交易的明细（金额、币种、清算信息、收付款人信息）、费用等等，上面的每一个字段都可以对照 SWIFT 的文档找出其语义（比如 71A 表示 Details of Charges，即收费方式，上图就有注释，SHA表示收付款人共同承担），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翻译出来看下，并不难。

我们知道银行间 Fund Transfer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如果还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币种、不同时区那就更复杂了），一笔资金要想正确的发生流转，有两个条件（这俩核心条件缺一不可）：

信息流。也就是我怎么告诉你我要给你钱，咱们今天的主角 SWIFT 就是干这个的，但显然并不是所有银行的所有信息流都会走 SWIFT，只是部分场景会用，原因也特别复杂，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展开了。
资金流。也就是我怎么真实的把钱给到你，这就是我们公众号系列原创文章里面一直在聊的《XX国家/地区支付清算体系》里面的「清算系统」干的事儿。
理论上来说，只要是银行间的通讯，都可以走 SWIFT 网络，不仅仅是跨境场景（只不过跨境场景下用的最多），同一个国家内的银行间通讯也可以走 SWIFT 网络（还记得上一篇的新加坡么），下面我们就由浅入深，分别看一下 SWIFT 在几种场景上的具体流程（我们只讨论汇款的场景）。

场景1
假设 A、B 两家银行是在一个国家（时区相同），transfer 的是同一种货币，而且两家银行可以通过同一个清算系统进行资金清算，这是最简单的模式，两家可以直接通讯、直接清算。

场景2

假设 A、B 两家银行是在不同的国家（时区同不同无所谓），transfer 的是同一种货币，但是 AB 两家银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A 银行的客户 x 要汇款给 B 银行的客户 y。

A、B 没有直接的合作就意味着两家之间没办法直接打通「资金流」，这时候就需要双方借助「代理行」或者「中转行」来完成。

「代理行」啥意思呢？就是找一家和对手方在同一个国家的银行做自己的代理行，在代理行开个户，来和对方进行资金的交收。这时候你可能会奇怪，都找当地的银行做代理行了，为什么不直接合作呢？哈哈，这里比较绕，仔细看，其实找一家代理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和对手方银行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清算系统去做实际资金的交收，也没说 A 银行不能找 B 银行做代理行啊，对吧，玩法很多，手段不限。

通常呢，对于不差钱的银行来说，最简单的代理行就是自己去对方的国家开个分行，让分行和对手行缔约，代理行是自家分行，多放心，是不是？差钱的银行呢，就找自己关系好信得过的同行来做代理行咯。

如此一来，通过引入代理行，资金清算在付款行/收款行本地用当地的清算系统就搞定了，两家的资金流就打通了。

「中转行」又是啥意思呢？其实原理和作用上和代理行差不多，但是有时候代理行方式是搞不定的，比如说 A、B 两家银行所在的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金融上的合作关系（比如没建交甚至是敌对关系），这时候你有钱去开分行人家都不让你去，也不允许你到人家国内来搞什么代理行，这时候怎么办呢？有办法，到一个第三方国家找一家银行 C（银行 C 就是所谓的中转行），A、B 银行都在 C 偷偷摸摸的开户、交收资金，这样也能打通资金流。现实中的场景会复杂很多，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总之「代理行」、「中转行」两种方法各家银行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运用就行了，没有一个刻板模式。

好，资金流打通了，我们再说回到信息流，这里一下子多出来个代理行，显然通讯的链路就复杂起来了，一笔 transfer，是 A 和 B 直接通讯呢？还是 A -> 代理行 -> B 呢？答案是 SWIFT 都支持，这就涉及到 SWIFT汇款报文发送的两种模式：Serial 模式和 Cover 模式。

Serial 模式字面的意思就是串行消息，在汇路上的银行间一个个传递下去，资金交收处理完了传给下一个，最终到达收款行，简单的流程如下图所示（图中我们假设是收款行使用了代理行去收款，其实，付款行用代理行去付款也是一样的原理，当然现实中的情况会复杂很多，比如双方都用代理行，代理行还不行又加中间行等等，为了方便理解，我们简化了模型）：

Cover 模式简单理解就是并行消息，A 先给 B 发一个提醒消息（MT103 报文，即客户汇款）说我已经给你打钱了，但是 B 这时候还没有真的收到钱，等汇路上的其他银行处理完了，B 又会收到代理行发来的一条消息（MT202 COV 报文，即银行头寸划拨）说钱我已经给你拨过去了，这时候 B 才会真正的给 y 客户入账。

当然实际操作中 B 有可能在收到 A 的提醒消息后马上就给 y 客户入账了，这牵涉到很多因素，比如 B 很信任 A，再比如说如果这笔汇款反正也没多少钱，就先入账给客户算了，提高提高客户满意度。但是 Cover 模式也会给收款行带来一些困扰，因为它不像 Serial 模式一镜到底，大家发的都是 MT103 报文，报文内自带清算信息。Cover 模式下，有的代理行就很讨厌，他不按 SWIFT 定下的套路出牌，最后给你不是发的 MT202 COV 报文，他给你来个 MT910（贷记证实）或者 MT950（对帐单），这时候你还得去对，哎，好麻烦……

Cover 模式的简单流程如下图所示（我们简化了模型方便理解）：

上面的例子中，代理行我们假设的都是 B 银行（收款行）的分行，所以他俩之间结不结算都无所谓，反正都是一家人嘛。思考一下，如果代理行不是 B 银行的分行，那代理行和 B 银行之间始终是要结算的呀，怎么结算呢？小伙伴们大胆的发挥一下想象力，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神奇，窗户纸捅破了你就会感叹：好吧……就这？我也能想到啊！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两国之间一些有意思的金融协定，我们按下不表以后再说。

场景3
假设 A、B 两家银行是在不同的国家（时区同不同无所谓），transfer 的是不同的货币，但是 AB 两家银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A 银行的客户 x 要汇出 α 币种给 B 银行的客户 y 交收 β 币种。

套路和场景2差不多，这里就略过了。

完结撒花
SWIFT 垄断金融行业间通讯已经有 40 多年了，由于它的标准化做的确实好，所以不少国家的清算系统的通信都是基于 SWIFT 网络的，大部分至少是兼容 SWIFT 报文格式的，那么 SWIFT 是不可替代的么？

有人说因为 SWIFT 慢所以会被替代，对此，个人浅薄的观点是：慢不会成为 SWIFT 被取代的原因，因为慢不是慢在 SWIFT，而是慢在清算上，一个消息它能慢到哪里去对不对？

之所以我们常常听说「走 SWIFT 慢」，是因为汇路一旦太复杂，或者银行的汇路没规划好，或者汇路中间的某一个国家的清算系统不行，或者汇路中某一个银行的数据化能力不行，或者汇路中某一个国家的合规要求太严格等等等等，这些才是导致「慢」的真正原因，慢在清算而非消息传递。你换一个「SWIFT PRO PLUS MAX」也没用。

不解决本质问题，就不可能取而代之，更何况，SWIFT 自己也推出了 SWIFT gpi 去提速。

能替代 SWIFT 的，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完全不一样的、指数级提升行业效率、无下限降低行业难度的东西，这样大家才有动力去替换对吧？另一方面呢，它也一定要是一个让银行（及其背后的国家）能更放心的东西，金融这行当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广义的安全性。

SWIFT 的设计有一个天然的重大「缺陷」 —— 中心化。表面上虽说 SWIFT 是一个大家共有的组织，但是他始终是能够被某些人控制的，一旦某人不想跟你玩了，拔掉你家 SWIFT 的网线，不能说完全吧，至少可以让你的金融系统稳定性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幸你还是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那损失就没谱了。

所以近年来，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去中心化的思潮正好和清算安全不谋而合，从根源的机制上让作恶的个别参与者无计可施（你个别人耍流氓没用，要多数人一起耍流氓系统才会受到影响，要是举目望去半数都是流氓，这系统也没啥意义了），去中心化、去个别流氓化才能确保系统性的稳定和互信，这个才是有可能动摇 SWIFT 根基的东西。

40 年前大家为了效率聚在一起，40 年后也许会为了安全会另辟蹊径。比如挑战者 Ripple、Libra，都在更高的维度上想象着另一种新的清算方式（包括通信方式），也有不少新兴的跨境小额汇款公司通过优化汇路来提速（利用自己的资金网络将原本的跨境汇路降维成本地汇路来提速，比如 TransferWise、Revolut 等小巨人，以后我们有时间慢慢聊），这些新玩家多少都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冲击着 SWIFT 牢固的城墙，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通信安全在软件的层面上我们说到了 SWIFT，在硬件上道理也是一样的，谁控制了通信基础设施，谁就拥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核武器，看官细品吧。

好了，我们大概了解了 SWIFT 的前世今生和其运行的基本原理，也知道了SWIFT 通信机制的冰山一角，当然还有很多值得聊的东西，比如 SWIFT Code（又叫BIC，Business Identifier Code），再比如 SWIFT gpi 到底是干啥的，等以后有机会再写吧。

1973年，几家来自欧洲的银行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SWIFT，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三年后，SWIFT 网络（也就是 SWIFTNet）正式上线运营，替代上一个时代的 Telex 通讯模式，并且开始实践一个叫做 SWIFT MT 的通讯标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SWIFT 的 FIN 报文格式，都叫 MTXXX，当然 SWIFT 后面陆陆续续又发布了其他的几种消息传输服务，比如 InterAct、FileAct、WebAccess 等。

直到今天，SWIFT 服务的范围涵盖了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超过 11000 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呢？目前全球大概有 233 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小小的银行加起来大概 25000 个，规模在腰部以上的银行几乎全部接入了 SWIFT。

SWIFT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呢？因为他帮银行解决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下子极大的提升了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感受一下）：

有了 SWIFT，银行间不需要两两互相去对接通信了，统一接入SWIFT，复杂度实现了指数级的降低
SWIFT 定义了很多标准，让银行间的通讯格式统一了，大家在同一个语境下传递信息，消除了理解上的歧义
SWIFT 做的事情和我国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其实是一个道理，先把大家之间认知的障碍消除掉、理解的门槛降下去，用同一套语言系统和度量规范，大家才能更好的融合和发展。

所谓SWIFT系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之简称。中文译为环球银行间财务通信系统。它是一套用于全世界各银行间信息传递，调拨资金，开发信用状等一种高性能，低成本、安全、迅速、电文标准化，而且可以与各种计算机连续作业的电信系统，其功能几乎可以完全取代电报作业。
凡该协会的成员银行都有自己特定的SWIFT代码,即SWIFT CODE。在电汇时,汇出行按照收款行的SWIFT CODE发送付款电文,就可将款项汇至收款 。
它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大多数银行已使用SWIFT系统。
SWIFT系统的使用，使银行的结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标准化、自动化的通讯业务，从而大大提高了银行的结算速度。
由于SWIFT的格式具有标准化，目前信用证的格式主要都是用SWIFT电文。
扩展资料：

SWIFT的成员分类
一、持有股者（会员）
1、Shareholder
2、符合资格的证券经销商（eligible securites broker-dealers）
3、符合规定的投资管理机构（investmen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二、非持有股者
1、非参股成员是那些符合成为参股人资格但是并未选择或不愿意成为参股人的机构。
2、附属会员是持有股会员对该机构组织拥有50%的直接控股权或100%的间接控股权。此外，该机构组织还需满足附属会员条例中第8款第一节的要求。即必须和会员所参与的业务相同。但必须完全由参股人控制管理。
3、参与者是主要来自于证券业的各个机构，如证券经纪人和经销商、投资经理、基金管理者、货币市场经纪人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SWIFT

可以肯定： 国产啤酒比国产（化学品勾兑）的饮料更安全一点

总理与常州企业家“站谈”
3月2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江苏常州考察，首站来到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与十几家当地企业负责人就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站谈”。
参与“站谈”的企业负责人，分别来自常州制造业企业——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新誉集团有限公司、万帮新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微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多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受这项政策激励，他们都准备今年加大研发投入。一位企业负责人对总理说，他们企业今年计划加大研发投入3—5倍。
“这个好！”总理赞许道，“你们投得越多，税收抵扣越多，我们就越高兴，这会有效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我们就是要通过税收优惠、市场化的办法，公平普惠地撬动企业和全社会增加研发投入。不光要四两拨千斤……”
一位企业负责人马上接话道：“还要四两拨万斤！”
在一片笑声中，李克强表示，我们会扎扎实实推进这项政策，一定让企业今年就能受惠。

在恒立液压的生产车间，总理详细了解企业研发制造、市场份额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等情况。总理说，液压系统对制造业十分重要，过去在这方面我国存在一些短板，现在你们通过合作创新取得一定突破。希望你们继续坚持合作创新，始终瞄准全球和全行业先进水平。
同时，总理还勉励恒立液压道：“正像你们企业名字‘恒立’寓意的那样：不仅要永恒立起来，而且要勇敢立在潮头。不光有恒心，更要做成恒业。”

恒立液压为何吸引总理关注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是中国液压行业的标杆企业，被行业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曾经，我国生产大型机械时的重要部件——液压油缸，一直依赖于国外供应，导致很多挖掘机企业能生产多少台机器，一度取决于能够买到多少外国的液压油缸。
恒立液压创始人汪立平发现这一商机之后，决定专攻这一领域。通过不断努力，恒立液压终于在1999年研发出挖掘机专用油缸。2005年，江苏恒立高压油缸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开始批量生产挖掘机油缸和各种非标油缸。如今，恒立油缸在全球拥有很高的美誉度，在挖掘机领域，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50%；在盾构机领域，全球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
30年来，恒立始终瞄准主攻方向——液压件及其关联产业的发展。2011年10月，恒立液压上市后募集到24亿元，这些资金几乎全部用于技术改造和液压泵阀、马达等领域的拓展。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2011-2015年期间，恒立液压研发支出、研发费用率一路攀升，到2015年最高达到7.99%。重金投入研发之下，恒立液压再次在液压泵阀领域取得了突破。2017年，公司液压泵阀实现对主机厂的小批量供应，成为唯一的国内供应商。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恒立液压挖掘机油缸目前已成为三一、柳工、徐挖、山东临工等国内各个领域龙头主机厂的主力供应商，甚至不少主机企业已经将恒立油缸作为产品的卖点之一。
2017年开始，恒立液压迎来了爆发期，其股价从6.5元左右一直涨到78元，仅用三年时间就翻了12倍。去年10月13日，恒立液压股价连续第三天创出历史新高，截至前一天收盘，公司市值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8亿元。
恒立液压从成立之初到市值破千亿，变的是规模和市场地位，不变的是专注研发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决心。研发至上，这是恒立液压流淌在血液里的企业基因。
所以，此次总理考察江苏，选择和常州企业家一起在恒立液压谈这项政策，既应时也应景。

制造业迎来重大利好
制造业企业迎来重大利好，今年结构性减税力度最大的政策来了。 
从全国两会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到总理考察江苏，都透露出这一信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将达到年均增长7%以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数字化发展；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特别是将制造业企业的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动企业以创新引领发展。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听完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的汇报后，与他深入交流，专门询问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像亨通这样的企业能享受多大优惠。 
而就在考察江苏前一天（3月24日），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事项之一就是部署实施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会议决定，今年1月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比如，企业每投入100万元研发费用，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200万元，比之前多扣除25万元。实施这项政策，预计可在去年减税超过3600亿元基础上，今年再为企业新增减税800亿元。这一制度性安排，是今年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会议还明确，改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清缴核算方式，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上半年的研发费用由次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除改为当年10月份预缴时即可扣除，让企业尽早受惠。同时，要研究对研发服务、“双创”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
加计扣除新政相当于给制造行业降税，意味着企业大量的研发投入可多倍计入成本，其中研发费用越高的公司受益或越显著。
江苏是经济大省，也是制造业大省，新政策带来的重大利好不言而喻。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表示，制造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企业预计将额外享受加计扣除额8000万元左右，这将极大提高企业发展热情。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
实际上从1979年开始，它已经显现出老龄化的趋势，现在沪籍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518万，占上海户籍总人口的35.2%。

作 者：唐杰 原深圳市副市长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
来 源：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


深圳原副市长唐杰
演讲全文如下：
40年，图片是最经典的，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有深圳这样40年的沧桑巨变。当然，有一个城市比深圳富得快，那就是迪拜。
它比深圳晚开发10年，它现在比深圳富。但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我们也应该佩服阿拉伯人，在一个沙漠中，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市，但是它和深圳具有巨大的差别。
深圳真正走到今天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讲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没有这个事，改革就是要有风险。

这张图是樊纲老师刚才讲的深圳怎么从低到高的，这是深圳生产过的两代模拟机，深圳就是从加工装备开始，然后走自主品牌的模仿，深圳没有没模仿过的品牌，深圳人从来不造假，但生产大量的A货。

深圳很早就有品牌意识，当年很多人觉得这是山寨版，是copy猫、copy狗。去年是欧美媒体、日本媒体来深圳调研最密集的时候，他们也想知道十年前的copy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
樊纲刚才讲的很对，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一个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法国人、德国人都是模仿，英国人就说质次价低的德国货是不配和英国货放在一块卖的，必须要注明Made in Germany，日本后来也被要求注明Made in Japan。
深圳当年叫“山寨”，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就是Made in Shenzhen，现在Made in Shenzhen走向世界顶级，走向世界顶级的过程就是转换成长方式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做了一个图，下边的线是全国，上边这条曲线是深圳，然后我做了一个平滑，平滑就可以看到深圳是一路降速的。

在深圳的这条曲线中，每十年大概有一个周期。中国人特别怕周期，讲周期危机是资本主义，其实我觉得周期是个创新的过程。

高潮时大家投资，看到一个风口猪都能飞起来，大家都去投，投了之后就会看到大量飞起来的猪死了，真正的鹰飞起来了。

十年的周期，在深圳表现出产业大量外迁的过程。

其中大家可以看到1984、1985年，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不搞产业，深圳大衰退一回。

1994年到1996年深圳大衰退，外界变化是95年特区政策取消。

很多人说深圳特区是政策养大的，其实1995年特区办就没有了。

那一回深圳大衰退还有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高速向北向东莞去了，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就再也没有“三来一补”（编者注：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了，深圳走向模仿，东莞走向“三来一补”。

结果东莞在2008年开始大规模衰退，“三来一补”在东莞也不能生存了，而深圳已经走到创新阶段。

深圳再一次衰退是2000年开始到2003年，那时广州成功向重化学工业转型，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深圳的方向还不明确，那一轮都在讨论“深圳被谁抛弃”。

深圳最近一轮转型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是2010年到2013年，深圳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但深圳当年做了什么？

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

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外迁造成经济下滑超过4个点，深圳经济当时保持12%的增长的时候，它的实质增长率超过16%将近17%。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深圳腾笼换鸟。8500家企业走了，宝安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区，宝安现在成了前海强大的支撑。所以这是一个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过程。

从一个空间角度看，它的比较优势走向转换的时候是一个不断的聚集扩散、聚集扩散、聚集扩散。这一过程中深圳的经济特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下面这个表可以说得很清楚。

企业员工和非企业员工（也就是个体工商户），占劳动力的各一半。国企员工现在占整个企业员工的9%，占全社会劳动力的4.5%。深圳的国企现在就转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叫公益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做好公共服务，做好重大产业的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深圳企业数的变化，从1980年830家经过十年到了2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10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36万家，到2016年是150万家。最近新普查的数据，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

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我们大概知道汽车的制造是民用产品中最复杂的，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

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我对深圳的解释。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这就是深圳的特征。

这张图做了一个美国和印度的比较，印度最好的企业创新对企业的贡献0.2，美国最好的企业创新贡献也不到0.3，但是美印之间的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不创新可以活着，美国企业不创新就不能活。中国大概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深圳一定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最后发现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生存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

我们现在是两个制度，一个是分工制度，一个是竞争制度，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给大家说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天津的报纸，说天津十年磨一剑，成就了1000亿的大飞机产业，空客飞机还是装出来了。我想，深圳五年无人机产业也是1000亿，这个产业怎么五年就能冒出来？

首先，深圳有全球最发达的碳纤维应用行业。

深圳做碳纤维做到最高端，一辆自行车卖24万人民币，比汽车还贵。深圳最高峰时有10亿只手机产能，手机外壳就是被碳纤维连起来的，现在华为手机边框比三星还窄，那个边框不是华为生产的，华为只创不造，那是比亚迪生产的，王传福说把这个手机扔出去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我试过真不散。这就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

还有特种塑料，当年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当无人机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

再是电池电控，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

深圳曾经做了一件事，深圳政府先后投了5000万元研发伺服电机中的磁性材料

机器人是没有神经的，它靠算法，靠速度。深圳当年根本不知道有无人机这种东西，无人机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智能机器人了，但是深圳还是支持研发成功了伺服电机的磁性材料，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后来我很好奇为什么广州没有做成无人机？

他们说广州没给人做过钓鱼杆，广州也没做过这么多贴牌手机，分工链在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形成过。

虽然广州政府也支持机器人，也支持伺服电机，但和深圳是不一样的，广州做机器人是用在汽车产业上，抓钢板，要求力量很大；深圳的机器人都用在精密仪器上，它力度很小但很精准。

所以大疆就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这些将要被淘汰的行业，突然可以给无人机做产业链，很多部件，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汪滔说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给我画，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价格又低质量又好。

深圳的做法，总结下来是这样的，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政府是保障。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保障合约的履行，政府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我在人大工作过，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而是立法技术，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某个事没看清楚，那先拿法律当教育文本，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立法过程是不成熟的，深圳这些年和全国不一样的是这个地方。

联合国刚刚发布的报告，横向从2005年到2015年，纵向把每一年的产业分成低端、中低端、高端。

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变化，在过去十年我们的中高端产业上升了2.6个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

当然，和日韩比、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差距，这是我们要转型的方向。深圳的未来要转型、要提升，你很出色很成功走到了今天，但是停在今天不会有出路。

刘鹤同志讲了一个“巴斯德象限”，在全国引起热议。比如技能训练的是工匠精神，把东西做好，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但工匠能决定中国未来吗？

在深圳就经历过，曾经有五家做手机屏幕手写笔的企业，每家做到销售收入3个亿以上，曾经控制了全球手写笔行业的90%，突然有一天苹果说我不要手写笔我要直接手写，轰然一声这五家企业就没了。工匠面对科学，工匠是打不过科学的，所以这个城市要走向科学。

爱迪生模式是另外一种模式，爱迪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不断地探索。

巴斯德是发现疫苗的人，他受过大学教育，知道发酵，看到因为发酵可以产生免疫作用，他是偶然发现的，因为具有成熟的知识得以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这就是大学和科学、大学和产业。这是深圳下一步要做的。

当然还有纯基础研究，
比如陈景润，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破解值多少GDP，但是他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
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是形而下的，不关注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形而上，就不会有科学的突破。

中国的创新人才指数在全球也就排45，深圳人才荟萃，但是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排73、一次排94。

我想说的是过去15年深圳发生重大变化的是450万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从7年达到了13年，15年达到了别的国家100年的变化，但是人才也就如此。

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个月，在那天天来回走有很大感受，走在波士顿剑桥大街上，论漂亮，比深圳差太多了，但论产业密集是世界顶级，它是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个平方英里，构成了产业结构丰富、价值链完整、人才多样、资金充分、政策稳定，引进了大批创新的生物产业。

其实我们知道波士顿剑桥主要是因为哈佛在，MIT在，塔夫茨在它边上，以为那是一个科教城，它曾经在100年的时间是麻省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沉寂了30年，走向了生命科学，现在成为生命科学全球最顶尖的地方。

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学，且不说哈佛、MIT、波士顿大学，这几所大学有三所世界顶级医学院，两所世界顶级药学院，有全球最高端的医疗资源，才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集聚，一条街出现了全球1/3的生命科学创新公司。

如果像我们很多城市一样，没有多元文化，全部大拆大建，都建成高楼大厦，创新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多元文化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谢谢。